送仿吾的行

夜深了，屋外的蛙聲，蚯蚓聲，及其他的雜蟲的鳴聲，也可以說是如雨，也可以說是如雷。幾日來的日光驟雨，把庭前的樹葉，催成作青蔥的廣幕，從這幕的破處，透過來的一盞兩盞的遠處大道上的燈光，煞是凄涼，煞是悲寂。你要曉得，這是首夏的后半夜，我們只有兩個人，在高樓的回廊上默坐，又兼以一個是飄零在客，一個是門外天涯，明朝晨雞一唱，仿吾就要過江到漢口去上輪船去的。

天上的星光撩亂，月亮早已下山去了。微風吹動簾衣，幽幽的一響，也大可豎人毛發(fā)。夜歸的瞎子，在這一個時候，還在街上，拉著胡琴，向東慢慢走去。啊啊，瞎子！你所求的，究竟是什么東西，為的是什么呀？ 瞎子過去了，胡琴聲也聽不出來了，蛙聲蚯蚓聲雜蟲聲，依舊在百音雜奏；我覺得這沉默太壓人難受了，就鼓著勇氣，叫了一聲：

“仿吾！”

這一聲叫出之后，自家也覺得自家的聲氣太大，底下又不敢繼續(xù)下去。兩人又默默地坐了幾分鐘。

頑固的仿吾，你想他講出一句話來，來打破這靜默的妖圍，是辦不到的。但是這半夜中間，我又講話講得太多了，若再講下去，恐怕又要犯起感傷病來。人到了三十，還是長吁短嘆，哭己憐人，是沒出息的人干的事情；我也想做一個強者，這一回卻要硬它一硬，怎么也不愿意再說話。

亭銅，亭銅，前邊山腳下女尼庵的鐘磬聲響了，接著又是比丘尼誦《法華經》的聲音，木魚的聲音。

“那是什么？”

仍復是仿吾一流的無文采的問語。

“那是尼姑庵，尼姑念經的聲音。”

“倒有趣得很。”

“還有一個小尼姑哩！”

“有趣得很！”

“若在兩三年前，怕又要做一篇極濃艷的小說來做個紀念了。”

“為什么不做哩？”

“老了，不行了，感情沒有了！”

“不行！不行！要是這樣，月刊還能辦么？”

“那又是一個問題。”

“看沫若，他才是真正的戰(zhàn)斗員！”

“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

“不行，這未老先衰的話！”

“還不老么？有了老婆，有了兒子。親戚朋友，一天一天的少下去。走遍天涯，到頭來還是一個無聊賴！”

仿吾兀的不響了，我不覺得講得太過分了。以年紀而論，仿吾還比我大。可憐的賦性愚直的這仿吾，到如今還是一個童男。去年他哥哥客死在廣東。千里長途，搬喪回籍，一直弄到現(xiàn)在，他才能出來。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侄兒侄女，十多個人，責任全負在他的肩上。而現(xiàn)在，我們因為想重把“創(chuàng)造”興起，叫他丟去了一切，來干這前途渺茫的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的大事業(yè)。不怕你是一塊石，不怕你是一個魚，當這樣的微溫的晚上，在這樣的高危的樓上，看看前后左右，想想過去未來，叫他怎么能夠坦然無介于懷？怎么能夠不黯然淚落呢。

朋友的中間，想起來，實在是我最利己。無論如何的吃苦，無論如何的受氣，總之在創(chuàng)造社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該一個人獨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有不得已的事故，或者有可托生命的事業(yè)可干的時候，還不要去管它，實際上盲人瞎馬，渡過黃河，渡過揚子江后，所得到的結果，還不過是一個無聊。京華旅食，叩了富兒的門，一雙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酬報。現(xiàn)在想起來，若要受一點人家的嘲笑，輕侮，虐待，那么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斷沒有跑幾千里路的必要。像田舍詩人彭思一流的粗骨，理應在鄉(xiāng)下草舍里和黃臉婆娘蔣恩談談百年以后的空想，做兩句鄉(xiāng)人樂誦的歌詩，預備一塊墓地，兩塊石碑，好好兒的等待老死才對。愛丁堡有什么？那些老爺太太小姐們，不過想玩玩鄉(xiāng)下初出來的猴子而已，她們哪里曉得什么是詩？聽說詩人的頭蓋骨，左邊是突起的，她們想看看看。聽說詩人的心有七個窟窿，她們想數(shù)數(shù)看。大都會！首善之區(qū)！我和鄉(xiāng)下的許多盲目的青年一樣，受了這幾個好聽的名字的騙，終于離開了情逾骨肉的朋友，離開了值得拼命的事業(yè)，騎驢走馬，積了滿身塵土，在北方污濁的人海里，游泳了兩三年。往日的親朋星散，創(chuàng)造社成績空空，只今又天涯淪落，偶爾在屈賈英靈的近地，機緣湊巧，和老友忽漫相逢，在高樓上空談了半夜雄天，坐席未溫，而明朝又早是江陵千里，不得不南浦送行，我為的是什么？我究在這里干什么呢？

我的確有點傷感起來了。欄外的杜鵑，又只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在那里亂叫。

“仿吾，你還不睡么？”

“再坐一會！”

我不能耐了，就不再說話，一個人進房里去睡了覺。仿吾一個人在回廊上究竟坐到了什么時候才睡？他一個人坐在那深夜黑暗的回廊上，究竟想了些什么？這些事情，大約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天還未亮的時候，他站在我的帳外，輕輕的叫我說：

“達夫！你不要起來，我走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招商公司的下水船，的確是午前六點鐘起錨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武昌作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

雕刻家劉開渠

我的同劉開渠認識，是在十三四年前頭，大約總當民國十一二年的中間。那時候，我初從日本回來，辦雜志也辦不好，軍閥專政，社會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處碰壁的結果，自然只好到北京去教書。

在我兼課的學校之中，有一個是京畿道的美術專門學校，這學校仿佛是剛在換校長鬧風潮的大難之余，所以上課的時候，學生并不多，而教室里也窮得連煤爐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間，有一位法國畫家，一位齊老先生，是很負盛名的；此外則已故的陳曉江氏，教美術史的鄧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錢稻孫氏，比較得和我熟識，往來得也密一點。我們在平時往來的談話中間，有一次忽而談到了學生們的勤惰，而劉開渠的埋頭苦干，邊幅不修的種種情節(jié)，卻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我因為是風潮之后，新進去教書的人，所以當時還不能指出哪一個是劉開渠來。

過得不久，有一位云南的女學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體長得很高，滿頭長發(fā)，臉骨很曲折有點像北方人似的青年來訪問我了；介紹之下，我才曉得這一位像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劉開渠。

他說話吶吶不大暢達，面上常漾著苦悶的表情，而從他的衣衫的襤褸，面色的青黃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頭苦干，邊幅不修的精神來。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只記得他說的話一共還不上十句。

后來熟了，見面的機會自然也多了起來，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個性，估量估量他的體格，覺得像他那樣的人，學洋畫還不如去學雕刻；若教他提錐運鑿，大刀闊斧的運用起他的全身體力和腦力來，成就一定還要比捏了彩筆，在畫布上涂涂，來得更大。我的這一種茫然的預感，現(xiàn)在卻終于成了事實了。

民國十二年以后，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廣東，與北京就斷了緣分。七八年來，東奔西走，在政治局面混亂變更的當中，我一直沒和他見面，并且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遷來杭州，將近年底的時候，福熙因為生了女兒，在湖濱的一家菜館，大開湯餅之會；于這一個席上，我又突然遇見了他，才曉得他在西湖的藝專里教雕刻。

他的苦悶的表情，高大的身體，和吶吶不大會說話的特征，還是和十年前初見面時一樣，但經了一番巴黎的洗練，衣服修飾，卻完美成一個很有身份的紳士了；滿頭的長發(fā)上，不消說是加上了最摩登的保馬特。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后，我因為離群索居，枯守在杭州的緣故，空下來時常去找他；他也因為獨身在工房里作工的孤獨難耐，有時候也常常來看我。往來兩年間的閑談，使我曉得他跟法國的那位老大家詳蒲奢（）學習雕刻時的苦心孤詣，使我曉得了他對于中國一般藝術政治家的墮落現(xiàn)狀所堅持的特立獨行。我們談到了羅丹，談到了色尚，更談到了左拉的那冊以色尚為主人公的小說，他自己雖則不說，但我們在深談之下，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同那篇小說里的主人公似的抱負。

他的雕刻，完全是他的整個人格的再現(xiàn)；力量是充足的，線條是遒勁的，表情是苦悶的；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處來，或者是欠缺一點生動吧？但是立體的雕刻和畫面不同，德國守舊派的美術批評家所常說的：“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等套話，在批評雕刻的時候，卻不能夠直抄的。

他的雕刻的遒勁，猛實，粗枝大葉的趣味，尤其在他的里，可以看得出來；疏疏落落的幾筆之中，真孕育著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

新近，他為八十八師陣亡將士們造的紀念銅像鑄成了，比起那些賣野人頭的雕塑師的滑技來，相差得實在太遠，遠得幾乎不能以言語來形容。一個是有良心的藝術品，一個是騙小孩們的糖菩薩。這并非是我故意為他捧場的私心話，成績都在那里，是大家日日看見的東西。銅像下的四塊浮雕，又是何等富于實感的創(chuàng)作！

劉開渠的年紀還正輕著（今年只二十九歲），當然將來還有絕大的進步。他雖則在說：“我在中國住，遠不如在法國替洋蒲奢做助手時的快活。”可是重重被壓迫的中國民眾對于表現(xiàn)苦悶的藝術品，對于富有生氣和力量的藝術品，也未始不急急在要求。中國或許會亡，但中國的藝術，中國的民眾，以及由這些民眾之中喊出來的呼聲民氣，是永不會亡的，劉氏此后，應該常常想到這一點才對。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

記耀春之殤

只教是一個動物，既然生了下來，不過遲早幾年或幾十年，死總免不了的。中國人的俗語，很徹底的在說，先注死后注生。英文中的一個不能免于死亡的形容詞，大家在當作人字解，叫。

這一種諦觀，這一種死的哲學的解釋，當然誰也明白，我也曉得；但是對于死之傷痛，尤其是對于一個與己身有關的肉親的死之傷痛，可終也不能學作太上的忘情。從前的圣賢，為悼愛子之喪，尚且哭至失明，我生原不肖，我又哪得不哭？

幼子耀春，生下來剛只兩整年；是我們逃出上海，遷住杭州之后的那一年舊歷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時候，霞就有點害怕，怕于忙亂之中，要先期早產。用了種種的苦心，費了種種的周折，總算把家搬定了，胎也安下了，我們在燈下閑談，就說及這一個未來的生命的命名。長子飛，次子云，是從岳家軍里抄來的名字；同時《三國志》里，也有飛、云的兩位健將。那時候我們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兒來娛老境，所以我首先就提議，生下來若是女孩，當叫她作銀瓶，藉以湊成大小眼將軍一門忠孝節(jié)義的全套。而霞又說：“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他作亮；有了猛將，自然也少不得謀臣，歷史上的智謀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武侯。”

他的生日，是一般民間所崇奉的元帥菩薩的生日，元帥菩薩的前身，當然是唐時的張睢陽巡。現(xiàn)在桐廬的桐君山上，還有一尊張睢陽的塑像塑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謹，說這一位菩薩，有絕大的靈感。生下來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個巡字，但后來卻終于被霞說服了，就叫他作亮；小名的耀春，系由陽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來的稱謂；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而稱耀，寫作曜字，亦自可通。

他的先天是很足的；生下來時的肥碩，雖沒有過過磅，可是據助產婦說來，在杭州城里，產兒的身體，肥得這樣的，卻很少見。三朝之后，就為雇乳母的事情，鬧成了滿城的風雨。原因是為了他的食量之大，應雇而來的將近百數(shù)個的乳母，每人都不夠他的一天之食。好容易上諸暨去找了一個人來，奶總算夠吃；但吃滿周歲，她的奶也終于干涸，結果就促生了他去年夏季的奶疳之病。

去年天熱，我和霞和飛，都去青島住了月余；后來由青島而之北平，由北平而去北戴河，一住再住，有兩個多月不在家里。后來航空信來了，電報來了，都說耀春的病重，催我們馬上回家，我們在趕回來的路上，一夕數(shù)驚，每從睡夢里駭醒過來，以為這一個末子終于無更生之望了，但后經同學錢潮醫(yī)生的幾次診治，他的疳病竟霍然若失，到了秋天，又回復了平時肥白的狀態(tài)。

經過了這一次的大病，大家總以為他是該有命的，以后總是很好養(yǎng)了；殊不知今年春天，又出了慢性中耳炎的惡疾，這一回又因傷風而成肺炎，最后才變成了結核性腦膜炎的絕癥。臥病不上半月，竟在五月二十日（陰歷四月十八，去年有閏月，距他生日，剛滿念四個月）的晚上去世了。

他的這一回的生病，異常的乖，不哭不鬧，終日只是昏昏地睡著。經錢醫(yī)生驗了血液，抽了脊髓以后，決定了他的萬無生望，我們才借了一輛車，送他回了富陽的原籍。

墓碑葬具以及墳地等預備好之后，將他移入到東門外的一家寺院中去的早晨，他的久已干枯的眼角上才開始滴了幾滴眼淚。這是從他害病之日起，第一次見到的眼淚。他人雖則小，靈性想來是也有的。人之將死，總有一番痛苦與哀愁，可憐他說話都還不曾學會，而這死的痛苦，死的哀愁，卻同大人一樣地深深嘗透了；“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我的衷情，當然也比他自己臨死時的傷痛不會得略有減處。

十年前龍兒死在北平，我沒有見到他的尸身，也沒有見到他的棺殮，百日之后，離開北平，還覺得淚流不止。現(xiàn)在他的墳土未干，我的陪病失眠的疲倦未復，每日閑坐在書齋看看中天的白日，惘惘然似乎只覺著缺少了一件東西；再切實一點的說來，似乎自己的一個頭，一個中藏著腦髓，司思想運動的頭顱不見了。

十年之中，兩喪繼體，床帷依舊，痛感人亡；一想到他的明眸豐頰，玉色和聲，當然是不能學東門吳子之無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一到深宵人靜，仰視列星，我只有一雙終夜長開的眼睛而已；潘岳思子之詩，庾信傷心之賦，我做也做不出，就是做了也覺得是無益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念二日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

懷四十歲的志摩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經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陰晦的早晨的兇報，福煦路上遺宅里的倉皇顛倒的情形，以及其后靈柩的迎來，吊奠的開始，尸骨的爭奪，和無理解的葬事的經營等情狀，都還在我的目前，仿佛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后，我因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見面，一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去墓前傾一杯酒，獻一朵花；但推想起來，墓木縱不可拱，總也已經宿草盈阡了吧？志摩有靈，當能諒我這故意的疏懶！

綜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幾年不算外，自從中學入學起直到他的死后為止，我是他的命運的熱烈的同情旁觀者；當他死的時候，和許多朋友夾在一道，曾經含淚寫過一篇極簡略的短文，現(xiàn)在時間已經經過了五年，回想起來，覺得對他的余情還有許多郁蓄在我的胸中。僅僅一個空泛的友人，對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誼的許多女友，傷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說了，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

稱他作孩子，或者有人會說我賣老，其實我也不過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許比他還后幾日，不過他所給我的卻是一個永也不會老去的新鮮活潑的孩兒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為人所誤解，而實際也許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的熱情。這熱情一經激發(fā)，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于將全宇宙都燒成赤地不可。發(fā)而為詩，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燦爛迷人的七寶樓臺，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國的新詩史上。以之處世，毛病就出來了；他的對人對物的一身熱戀，就使他失歡于父母，得罪于社會，甚而至于還不得不遺詬于死后。他和小曼的一段濃情，在他的詩里，日記里，書簡里，隨處都可以看得出來；若在進步的社會里，有理解的社會里，這一種事情，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艷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fā)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里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里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里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以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里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

情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于社會，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這熱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shù)狞S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xiàn)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杰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卻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罷倫，奢來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分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著，我卻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發(fā)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情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后，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情。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里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發(fā)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們后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澆薄，現(xiàn)在有些活著的友人，一旦鉆營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于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吧！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

回 憶 魯迅

序 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臺一家飯館里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后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里，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臺走回城里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后，正是報館里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于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于驚愕之余，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jié)哀，余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zhàn)，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zhàn)的，所以民眾對于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zhàn)不可的象征；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系。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于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xiàn)在。

現(xiàn)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余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于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于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里——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tǒng)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里長著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里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里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胡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fā)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里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并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發(fā)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么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shù)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條的小房子里，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xiàn)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里。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于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里聽到了。原因很復雜，而旁人終于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么。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后，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tǒng)在那里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后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安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guī)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jié)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于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現(xiàn)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xié)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后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fā)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功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里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么？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臺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么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于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終于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于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于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連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Ｑ所唱的那句“手執(zhí)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斗》里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于目連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里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于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后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并且很幽默的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反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lián)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愿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么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guī)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后，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于后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fā)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于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于沉鐘社的幾位，對于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于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后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做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后經過，《兩地書》里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總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xiàn)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xiàn)代評論》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tài)度，攻擊《現(xiàn)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斗之中，他與許廣平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后，我和他見面的次數(shù)并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范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后，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tài)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么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后，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后，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地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以后，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云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系，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沒有什么關系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么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范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范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tài)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不及錯覺）心理出發(fā)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并沒有什么關系之后，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后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里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么牌。

他對于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于酒，他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并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里喝過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么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并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于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后，就勸她，以后，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xiāng)，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于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的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于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于離開廈門大學之后，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沖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后；并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于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后，在廣州閑住的半年那一節(jié)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雞，在和對方呆斗。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里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的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于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之后，對方的注意力有點松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于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里，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松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于這一點，我也曾再三的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fā)。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地一時的現(xiàn)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后來則有創(chuàng)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于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斗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里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并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于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并沒有什么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于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邨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并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chuàng)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后來一直地繼續(xù)到了創(chuàng)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chuàng)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fā)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并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zhàn)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xiāng)，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fā)生過沖突。

后來，創(chuàng)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chuàng)造社脫離了關系，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chuàng)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lián)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tǒng)。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lián)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翼成立之后，我卻并不愿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于這些工作的，我對于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愿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lián)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的宣布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lián)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xiàn)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shù)。

魯迅的熱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里，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里，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里。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后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里，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于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fā)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yè)，如報館校對，書局伙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yè)，那么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fā)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xiàn)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復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后，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后，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斗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yè)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fā)起人，后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于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于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對于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里，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于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干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志《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于校對，集稿，算發(fā)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么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里去翻弄他的書本雜志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后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里搗亂，翻看書里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guī)讜r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里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lián)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于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后，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里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chuàng)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后，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fā)行，當時還沒有畢業(yè)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fā)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yè)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后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jié)，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jié)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的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后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余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沖突。

沖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yè)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于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于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坐位里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并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并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后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里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fā)來的。

魯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后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后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并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里去坐坐談談；魯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zhàn)發(fā)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zhàn)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并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lián)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zhàn)事過后，他從景云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fā)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的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于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系，他在旅館里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后，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后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里，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里，我到現(xiàn)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shù)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zhàn)軍興之后。我現(xiàn)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xiàn)在仍還在執(zhí)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于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并沒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里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里，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么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于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fā)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后，似乎態(tài)度都是一致的。抗戰(zhàn)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后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并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后來去市長那里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里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后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zhàn)軍興，現(xiàn)在并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志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shù)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里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志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fā)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y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療養(yǎng)，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tài)，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于魯迅的回憶，枝枝節(jié)節(jié)，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里存著，現(xiàn)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里，先暫擱筆，以后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原載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島周刊》第二期，未完，后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風乙刊》和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報半月刊》

悼胞兄曼陀

長兄曼陀，名華，長于我一十二歲，同生肖，自先父棄養(yǎng)后，對我實系兄而又兼父職的長輩，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職守，對賣國汪黨，毫不容情，在滬特區(qū)法院執(zhí)法如山，終被狙擊于其寓外。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報上登過一時了。最近接得滬上各團體及各聞人發(fā)起之追悼大會的報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論。他們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極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會，將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舉行。我身居海外，當然不能親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聯(lián)語，遙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

天壤薄王郎，節(jié)見窮時，各有清名聞海內；

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

溯自胞兄殉國之后，上海香港各雜志及報社的友人，都來要我寫些關于他的悲悼或回憶的文字，但說也奇怪，直到現(xiàn)在，仍不能下一執(zhí)筆的決心。我自己推想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夠明白的說出。或者因為身居熱帶，頭腦昏脹，不適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長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釋，則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于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張，執(zhí)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范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情感擴大之后，在質的一方面，會變得稀薄一點，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時會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趨勢。

譬如，當故鄉(xiāng)淪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長兄一樣，因不肯離去故土而被殺；當時我還在祖國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場，設靈遙祭了一番，而終于沒有心情來撰文以志痛。

從我個人的這小小心理變遷來下判斷，則這一次敵寇的來侵，影響及于一般國民的感情轉變的力量，實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執(zhí)著于小我的那一種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國各淪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掃而光了。就單從這一方面來說，也可以算是這一次我們抗戰(zhàn)的一大收獲。

現(xiàn)在，閑談暫且擱起，再來說一說長兄的歷史性行吧。長兄所習的雖是法律，畢生從事的，雖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卻是傾向于藝術的。他閑時作淡墨山水，很有我們鄉(xiāng)賢董文恪公的氣派，而寫下來的詩，則又細膩工穩(wěn)，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畫集，詩集，雖則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趕印了。大約在追悼會開催之日，總可以與世人見面，當能證明我這話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茍，接人待物的富有長者的溫厚之風，則凡和他接近過的人，都能夠說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張，致墮入諛墓銘旌的常套。在這里，我只想略記一下他的歷史。他生在前清光緒十年的甲申，十七歲就以府道試第一名入學，補博士弟子員。當廢科舉改學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學。畢業(yè)后，應留學生考試，受官費保送去日本留學，實系浙江派遣留學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學師范科畢業(yè)后，又改入法政大學，三年畢業(yè)，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譯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師高等審判廳任職。當許公俊人任司法部長時，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國，也就在大理院奉職。直到九一八事變起來之日，他還在沈陽作大理院東北分院的庭長兼代分院長。東北淪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載赴北平。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經接收過來以后，他就被任作臨時高等分院刑庭庭長，一直到他殉職之日為止。

在這一個簡短的略歷里，是看不出他的為人正直，和臨難不茍的態(tài)度來的。可是最大的證明，卻是他那為國家，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鴻毛泰山等寬慰語，我這時不想再講，不過死者的遺志，卻總要我們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總賬！

原載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印人張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藝術，不是懂得中國文字歷史意義的人，也不會懂得篆刻的意義。

古今印史中說：“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后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所以從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傳，這印也方有意義；這是和中國的書法是一樣的。譬如岳武穆寫的字，或用過的章，傳到現(xiàn)在，當然是我們的國寶了。倘使是秦檜的書法，或秦檜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現(xiàn)在還有，我想也是沒有一個人肯出重價來購而珍藏的。秦檜的詩詞，或者也許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滿江紅》詞，卻婦孺皆能歌唱。而秦檜的文字，傳下來的，只有“莫須有”的一句口語，并且就連這句口語，也是因岳武穆而傳的。

援此例而來講篆刻，我們第一也須問這從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紹印人張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這里。

梅縣張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歡從金石錄古名人印譜中摹學篆刻；及長，雖亦從事于商賈，然而其介如石，非義之財，是不屑取的。

抗戰(zhàn)軍興，本于藝人有一技之長者，都應報國之義，張先生在荷屬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數(shù)助賑，現(xiàn)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賑的盛舉。

我雖則不懂書法，不懂篆刻，但對于李陽冰所說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guī)方矩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這四法，倒也略能領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掛角，說近玄妙，自是程度的問題；我對張先生所刻的印章，還不敢具體地說，到了怎么樣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過他刻印，或見過他所刻的印的人，都應該承認的。

張先生自己也說：“每當工作時，猶如身臨大敵，覺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氣，盡會聚在鐵筆的尖鋒，凝神運氣，愈刻愈覺得有勁兒。”這是力的表現(xiàn)，也就是強敵侵凌我國的這時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講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這一次，或者會負張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購印助賑者不如荷屬各地那樣的踴躍，也說不定；但無論如何，張先生的這一點一藝報國的熱心，卻可不問助賑的成績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戰(zhàn)爭中，領導我們作戰(zhàn)的首領，與衛(wèi)國捐軀的大小無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幾角幾分，來捐輸國家的一無名苦力，在抗戰(zhàn)建國的功勛史上，所占的是同樣的地位。張先生的篆刻，是有與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傳與不傳，就可以從此地來下斷語。

在這里過事夸揚的話，我可以不說，我只想把張先生的藝，和他的那一顆赤誠的心，介紹給星洲愛好篆刻的同人。

原載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悼詩人馮蕉衣

詩人馮蕉衣，和我本來是不認得的，到了星洲之后，他時常在《晨星》欄投稿，我也覺得他的詩富于熱情，不過修辭似乎太過于堆砌。所以他投來的稿，我有時候也為他略改，有時候，就一字不易地為他發(fā)表。

經過了幾月，他就時時來看我，我曾當面向他指出許多他的缺點。他聽了之后，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來，他的詩和散文，我覺得已經進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訴我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說是待遇雖薄，但生活卻安定了一點。過了半年，他又來看我，說是失業(yè)了。我也曾為他留過意，介紹過一個地方，但終因環(huán)境不佳，那個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后他就一直的過著失業(yè)的生活，受盡了社會的虐待，這可從他最近的詩和散文中看出來。

我前月因腳痛不能行走的時候，曾托他為我上報館來代過幾天發(fā)稿看大版之勞。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來談過許多閑天。但當雙十節(jié)的晚上，王修慧君忽于深夜跑到報館來告我以馮君的死耗的時候，我真疑他是在說謊。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親自送他入殮，亦曾親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拋了最后餞別的一塊土。

馮君當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極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會的虐待，間接他系受了敵人侵略而致有此結果的死。

他還是一個純真的人，沒有染上社會腐化的惡習。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為一個很忠實的抒情詩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許他活，惡社會不許他活；致使這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詩人，不得不飲泣吞聲，長懷冤恨于地下。我們若想為馮君出氣，若想為和馮君一樣的詩人們謀出路，則第一當然要從打倒侵略者，與改良社會的兩件工作來下手。

至于馮君的生平行事，和狀貌言行，則有其他的許多知道他得更詳細的人，在各自的文字里略說了，我可以不贅。

原載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紀念詩人馮蕉衣特輯》

劉海粟教授

劉海粟教授，這次自荷印應南僑籌賑總會之聘，來馬來亞作籌賑的畫展，一切經過情形，以及關于海粟教授過去在國際，在祖國的聲譽和功績等，已在各報副刊及新聞欄登載過多次，想早為讀者諸君所洞悉。此地可以不必贅說。但因我和劉教授訂交二十余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簡述數(shù)言，以志景慕。

劉教授于一八九六（光緒丙申）年二月初三，生于江蘇武進；父劉家鳳，系著名鄉(xiāng)紳，母洪氏，實亮吉洪稚存先生之女孫。教授幼年，就喜歡書畫，讀書繩正書院，天才卓絕，與平常人不同。年十三，母洪氏去世，教授于悲痛之余，就只身走上海，誓與同志等獻身藝術，好從藝術方面，來改革社會。

辛亥革命那年，教授才十六歲，于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之后，便與同志等創(chuàng)設上海美術學校。國人之對西洋藝術，漸加以認識，對于我國固有藝術，有力地加以光大與發(fā)揚，實皆不得不歸功于教授之此舉。

教授二十歲時，開個展于上海。陳列人體速寫多幅，當時我國風氣未開，許多衛(wèi)道之士，就斥為異端者，而比之于洪水猛獸。“藝術叛徒”之名，自此時起，而郭沫若氏之題此四字相贈，半亦在笑社會之無稽。

當時日本帝國美術院剛始創(chuàng)立，教授被邀，以所作畫陳列，日本畫家如藤島武二，橋本關雪輩，交口稱譽。

民國十年，教授年二十六歲，應蔡元培氏約，去北京大學講近代藝術，為一般青年學子所熱烈擁護。嗣后再度游北京（民十二），亡命去日本（民十五），更于民國十八年銜國民政府之命赴歐洲考察美術，數(shù)度被選入法國秋季沙龍，在歐洲各國首都或講演，或舉行畫展，以及數(shù)次奉命去德荷英法等國，主辦中國畫展；教授之名，遂喧傳于歐美婦孺之口，而藝術大師之尊稱，亦由法國美術批評家中的權威者奉贈過來了。

這是關于劉教授半生生活的極粗略的介紹，雖則掛一漏萬，決不能寫出教授的偉大于毫末，然即此而斷，也就可以看出教授為我國家民族所爭得的光榮，尤其是國際的榮譽。

法國詩人有一句豪語，叫作“人生是要死去的，詩王才可以不朽”；藝術家的每一幅藝術作品，其價值自然是可以和不朽的詩歌并存；詩王若是不朽的話，藝術界之王，當然也是不會死的，我在這里謹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贈給劉教授，作為祝教授這次畫展開幕的禮品。

原載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為郭沫若氏祝五十誕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歲了；他過去在新詩上，小說上，戲劇上的偉大成就，想是喜歡讀讀文藝作品的人所共見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而尤其是難得的，便是抗戰(zhàn)事起，他拋棄了日本的妻兒，潛逃回國，參加入抗戰(zhàn)陣營的那一回事。

我與沫若兄的交誼，本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終是和學生時代同學時一樣的。但因為中間有幾次為旁人所挑撥中傷，竟有一位為郭氏作傳記者，膽敢說出我仿佛有出賣郭氏的行為，這當是指我和創(chuàng)造社脫離關系以后，和魯迅去另出一雜志的那一段時間中的事情。

創(chuàng)造社的許多青年，在當時曾經向魯迅下過總攻擊，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贊成的。因為郭氏對魯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遜于他人，這只從他稱頌魯迅的“大哉魯迅”一語中就可以看出。

我對于旁人的攻擊，一向是不理會的，因為我想，假若我有錯處，應該被攻擊的話，那么強辯一番，也沒有用處。否則，攻擊我的人，遲早總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并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認，則旁人也會看得出來。所以，說我出賣朋友，出賣郭氏等中傷詭計，后來終于被我們的交誼不變所揭穿。在抗戰(zhàn)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勸他回國，以及我回國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緝令之運動，更托人向委員長進言，密電去請他回國的種種事實，只有我和他及當時在東京的許俊人大使三個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員長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間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的住宅里見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兩三人而已。

這些廢話，現(xiàn)在說了也屬無益，還是按下不提。總之，他今年已經五十歲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發(fā)起替他祝壽；我們在南洋的許多他的友人，如劉海粟大師，胡愈之先生，胡邁先生等，也想同樣的舉行一個紀念的儀式，為我國文化界的這一位巨人吐一口氣。現(xiàn)在此事將如何進行，以及將從哪些方面著手等問題，都還待發(fā)起人來開會商量，但我卻希望無論和郭氏有沒有交情的我們文化工作者，都能夠來參加。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印光法師塑像小記

卡爾·杜迪希，是維也納的雕刻家，因為血統(tǒng)的關系，前兩年被希脫勒驅逐了出國，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后不久，就到報館來看我，第一，說是要我為他介紹介紹；第二，他想為委員長塑一個像以致敬，問我有沒有委員長的照片。從此之后，我們就漸漸的來往起來了。大約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樣子，自英德宣戰(zhàn)以后，他終于因為國籍的關系，便和其他許多德意籍的猶太人，一道被遷到了英國的另一個自治領，我于是就和他斷絕了往來。

是在他將離開星洲的時候，廣洽法師有一天來說，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這一位薄命的藝術家。我們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兒亞娃看見了廣洽法師的僧衣，都很喜歡，廣洽法師因而就想起了請他為印光法師塑一個像。他對我們東方的宗教藝術，實在是太感到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經我們一說，他在百忙中也為印光法師塑成了一個泥身。當他動身的前夕，他因這塑像的泥還沒有干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國的朋友，教他去瓦窯里為我燒好，然后再送來給我。這事經過了一年，直到最近，這座印光法師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里。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給廣洽法師。廣洽法師就和我談到了印光法師的圓寂，以及世界戰(zhàn)局在最近的變化。我們談到了最后，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人世無常，藝術永在”的結論。正因為是如此，故而廣洽法師，一定要我為他寫一點關于這塑像的經過，我也義不容辭，因特為他寫下了這一篇小記。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敬悼許地山先生

我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并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zhàn)事起后，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創(chuàng)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個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yè)之后。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家里的。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zhàn)，可是我們對他們的交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作些閑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里，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后，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后來聽老舍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不過終于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會談的事情。

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后，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其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于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huán)境的關系，陷入了一個絕不規(guī)則的歷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過最后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談的機會了。

對于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家盡力之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說。我想特別一提的，是對于他的創(chuàng)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義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起。

他的一篇抗戰(zhàn)以后所寫的小說，叫作《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華僑周報》的初幾期上，特地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想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作者，示以一種模范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致的小說，不但是在中國的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〇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竟為他其他方面的學術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這一方面的作品。要說到因他之死，而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大的話，我想從短少了一位創(chuàng)作天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自己今年的年齡，也并不算老，但是回憶起來，對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覺得太多了。輩份老一點的，如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于我的，如蔣百里、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起來，在這十幾年的中間，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以一般總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齡？而外國的文人，如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都是在八十歲以上，這或者是和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想在這一次追悼許地山先生的大會當中，提出一個口號來，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后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烏來得實際。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聯(lián)，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如斯，靈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去，明珠漏網，我為家國惜遺才。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香港《星島日報·星座》

志摩在回憶里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聯(lián)。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系，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聯(lián)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里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shù)纳舷聦Γ灾怀闪松吓e的一聯(lián)。這挽聯(lián)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兇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于哀挽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里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tǒng)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離開故鄉(xiāng)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jiān)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xiāng)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zhàn)戰(zhàn)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著，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tài)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里，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里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shù)母叽螅嫔弦惨呀洕M示著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里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里，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高笑著，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于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里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著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shù)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fā)生什么密切一點的關系；后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么，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xiàn)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后，一別十余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于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xiāng)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huán)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應為一九二四、五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里；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里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fā)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并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tài)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歷盡了歐美的游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煉成了一個長于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后，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于座談，敏于交際，長于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霉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么樣？什么什么怎么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后，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游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于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復在歧路上徘徊著，苦悶著，而終于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tài)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了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里立著——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著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后，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日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里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會才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后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xiàn)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做的挽聯(lián)里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與君同是天涯，只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懷 魯 迅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臺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fā)出了幾通電報，薈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時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xiàn)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里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xiàn)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揚州舊夢寄語堂

語堂兄：

亂擲黃金買阿嬌，窮來吳市再吹簫，

簫聲遠渡江淮去，吹到揚州廿四橋。

這是我在六七年前——記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寫那篇《感傷的行旅》時瞎唱出來的歪詩；那時候的計劃，本想從上海出發(fā)，先在蘇州下車，然后去無錫，游太湖，過常州，達鎮(zhèn)江，渡瓜步，再上揚州去的。但一則因為蘇州在戒嚴，再則因在太湖邊上受了一點虛驚，故而中途變計，當離無錫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揚州城里。旅途不帶詩韻，所以這一首打油詩的韻腳，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紅唱曲我吹簫”的老調，系憑著了車窗，看看斜陽衰草，殘柳蘆葦，哼出來的莫名其妙的山歌。

我去揚州，這時候還是第一次；夢想著揚州的兩字，在聲調上，在歷史的意義上，真是如何地艷麗，如何地夠使人魂銷而魄蕩！

竹西歌吹，應是玉樹后庭花的遺音；螢苑迷樓，當更是臨春結綺等沉檀香閣的進一步的建筑。此外的錦帆十里，殿腳三千，后土祠瓊花萬朵，玉鉤斜青冢雙行，計算起來，揚州的古跡，名區(qū)，以及山水佳麗的地方，總要有三年零六個月才逛得遍。唐宋文人的傾倒于揚州，想來一定是有一種特別見解的；小杜的“青山隱隱水迢迢”，與“十年一覺揚州夢”，還不過是略帶感傷的詩句而已，至如“君王忍把平陳業(yè)，只換雷塘數(shù)畝田”，“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那簡直是說揚州可以使你的國亡，可以使你的身死，而也決無后悔的樣子了，這還了得！

在我夢想中的揚州，實在太有詩意，太富于六朝的金粉氣了，所以那一次從無錫上車之后，就是到了我所最愛的北固山下，亦沒有心思停留半刻，便匆匆的渡過了江去。

長江北岸，是有一條公共汽車路筑在那里的；一落渡船，就可以向北直駛，直達到揚州南門的福運門邊。再過一條城河，便進揚州城了，就是一千四五百年以來，為我們歷代的詩人騷客所贊嘆不置的揚州城，也就是你家黛玉的爸爸，在此撇下了孤兒升天成佛去的揚州城！

但我在到揚州的一路上，所見的風景，都平坦蕭殺，沒有一點令人可以留戀的地方，因而想起了晁無咎的《赴廣陵道中》的詩句：

醉臥符離太守亭，別都弦管記曾稱，

淮山楊柳春千里，尚有多情憶小勝。

急鼓冬冬下泗州，卻瞻金塔在中流，

帆開朝日初生處，船轉春山欲盡頭。

楊柳青青欲哺烏，一春風雨暗隋渠，

落帆未覺揚州遠，已喜淮陰見白魚。

才曉得他自安徽北部下泗州，經符離（現(xiàn)在的宿縣）由水道而去的，所以得見到許多景致，至少至少，也可以看到兩岸的垂楊和江中的浮屠魚類。而我去的一路呢，卻只見了些道路樹的洋槐，和秋收已過的沙田萬頃，別的風趣，簡直沒有。連綠楊城廓是揚州的本地風光，就是自隋朝以來的堤柳，也看見得很少。

到了福運門外，一見了那一座新修的城樓，以及寫在那洋灰壁上的三個福運門的紅字，更覺得興趣索然了；在這一種城門之內的亭臺園囿，或楚館秦樓，哪里會有詩意呢？

進了城去，果然只見到了些狹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開的綠楊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揚州好夢，已經醒了一半了。入睡之前，我原也去逛了一下街市，但是燈燭輝煌，歌喉宛轉的太平景象，竟一點兒也沒有。“揚州的好處，或者是在風景，明天去逛瘦西湖，平山堂，大約總特別的會使我滿足，今天且好好兒的睡它一晚，先養(yǎng)養(yǎng)我的腳力罷！”這是我自己替自己解悶的想頭，一半也是真心誠意，想驅逐驅逐宿娼的邪念的一道符咒。

第二天一早起來，先坐了黃包車出天寧門去游平山堂。天寧門外的天寧寺，天寧寺后的重寧寺，建筑的確偉大，廟貌也十分的壯麗；可是不知為了什么，寺里不見一個和尚，極好的黃松材料，都斷的斷，拆的拆了，像許久不經修理的樣子。時間正是暮秋，那一天的天氣又是陰天，我身到了這大伽藍里，四面不見人影，仰頭向御碑佛像以及屋頂一看，滿身出了一身冷汗，毛發(fā)都倒豎起來了，這一種陰戚戚的冷氣，叫我用什么文字來形容呢？

回想起二百年前，高宗南幸，自天寧門至蜀岡，七八里路，盡用白石鋪成，上面雕欄曲檻，有一道像頤和園昆明湖上似的長廓甬道，直達至平山堂下，黃旗紫蓋，翠輦金輪，妃嬪成隊，侍從如云的盛況，和現(xiàn)在的這一條黃沙曲路，只見衰草牛羊的蕭條野景來一比，實在是差得太遠了。當然頹井廢垣，也有一種令人發(fā)思古之幽情的美感，所以鮑明遠會作出那篇《蕪城賦》來；但我去的時候的揚州北郭，實在太荒涼了，荒涼得連感慨都教人抒發(fā)不出。

到了平山堂東面的功得山觀音寺里，吃了一碗清茶，和寺僧談起這些景象，才曉得這幾年來，兵去則匪至，匪去則兵來，住的都是城外的寺院。寺的坍敗，原是應該，和尚的逃散，也是不得已的。就是蜀岡的一帶，三峰十余個名剎，現(xiàn)在有人住的，只剩了這一個觀音寺了，連正中峰有平山堂在的法凈寺里，此刻也沒有了住持的人。

平山堂一帶的建筑，點綴，園囿，都還留著有一個舊日的輪廓；像平遠樓的三層高閣，依然還在，可是門窗卻沒有了；西園的池水以及第五泉的泉路，都還看得出來，但水卻干涸了；從前的樹木，花草，假山，疊石，并其他的精舍亭園，現(xiàn)在只剩了許多痕跡，有的簡直連遺址都無尋處。

我在平山堂上，瞻仰了一番歐陽公的石刻像后，只能屁也不放一個，悄悄的又回到了城里。午后想坐船了，去逛的是瘦西湖小金山五亭橋的一角。

在這一角清淡的小天地里，我卻看到了揚州的好處。因為地近城區(qū)，所以荒廢也并不十分厲害；小金山這里的臨水之處，并且還有一位軍閥的別墅（徐園）建筑在那里，結構尚新，大約總還是近年來的新筑。從這一塊地方，看向五亭橋法海塔去的一面風景，真是典麗裔皇，完全像北平中南海的氣象。至于近旁的寺院之類，卻又因為年久失修，談不上了。

瘦西湖的好處，全在水樹的交映，與游程的曲折；秋柳影下，有紅蓼青，散浮在水面，扁舟擦過，還聽得見水草的鳴聲，似在暗泣。而幾個彎兒一繞，水面闊了，猛然間闖入眼來的，就是那一座有五個整齊金碧的亭子排立著的白石平橋，比金鰲玉，雖則短些，可是東方建筑的古典趣味，卻完全薈萃在這一座橋，這五個亭上。

還有船娘的姿勢，也很優(yōu)美；用以撐船的，是一根竹竿，使勁一撐，竹竿一彎，同時身體靠上去著力，臀部腰部的曲線，和竹竿的線條，配合得異常勻稱，異常復雜。若當暮雨瀟瀟的春日，雇一個容顏姣好的船娘，攜酒與茶，來瘦西湖上回游半日，倒也是一種賞心的樂事。

船回到了天寧門外的碼頭，我對那位船娘，卻也有點兒依依難舍的神情，所以就出了一個題目，要她在岸上再陪我一程。我問她：“這近邊還有好玩的地方沒有？”她說：“還有天寧寺、平山堂。”我說：“都已經去過了。”她說：“還有史公祠。”于是就由她帶路，抄過了天寧門，向東的走到了梅花嶺下。瓦屋數(shù)間，荒墳一座，有的人還說墳里面葬著的只是史閣部的衣冠，看也原沒有什么好看；但是一部《廿四史》掉尾的這一位大忠臣的戰(zhàn)績，是讀過明史的人，無不為之淚下的；況且經過《桃花扇》作者的一描，更覺得史公的忠肝義膽，活躍在紙上了；我在祠墓的中間立著想著；穿來穿去的走著；竟耽擱了那一位船娘不少的時間。本來是陰沉短促的晚秋天，到此竟垂垂欲暮了，更向東踏上了梅花嶺的斜坡，我的唱山歌的老病又發(fā)作了，就順口唱出了這么的二十八字：

三百年來土一丘，史公遺愛滿揚州；

二分明月千行淚，并作梅花嶺下秋。

寫到這里，本來是可以擱筆了，以一首詩起，更以一首詩終，豈不很合鴛鴦蝴蝶的體裁么，但我還想加上一個總結，以醒醒你的騎鶴上揚州的迷夢。

總之，自大業(yè)初開邗溝入江渠以來，這揚州一郡，就成了中國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歷宋，直到清朝，商業(yè)集中于北，冠蓋也云屯在這里。既有了有產及有勢的階級，則依附這階級而生存的奴隸階級，自然也不得不產生。貧民的兒女，就被他們強迫作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樓薄幸之名，所謂“春風十里揚州路”者，蓋指此。有了有錢的老爺，和美貌的名娼，則飲食起居（園亭），衣飾犬馬，名歌艷曲，才士雅人（幫閑食客），自然不得不隨之而俱興，所以要腰纏十萬貫，才能逛揚州者，以此。但是鐵路開后，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從前的運使、河督之類，現(xiàn)在也已經駐上了別處；殷實商戶，巨富鄉(xiāng)紳，自然也分遷到了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護之區(qū)，故而目下的揚州只剩了一個歷史上的剝制的虛殼，內容便什么也沒有了。

揚州之美，美在各種的名字，如綠楊村，廿四橋，杏花村舍，邗上農桑，尺五樓，一粟庵等；可是你若辛辛苦苦，尋到了這些最風雅也沒有的名稱的地方，也許只有一條斷石，或半間泥房，或者簡直連一條斷石，半間泥房都沒有的。張?zhí)这钟幸粌詴凶鳌段骱魧ぁ罚钦f往日的西湖如何可愛，現(xiàn)在卻不對了，可是你若到揚州去尋夢，那恐怕要比現(xiàn)在的西湖還更不如。

你既不敢游杭，我勸你也不必游揚，還是在上海夢里想像想像歐陽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紅橋，《桃花扇》里的史閣部，《紅樓夢》里的林如海，以及鹽商的別墅，鄉(xiāng)宦的妖姬，倒來得好些。枕上的盧生，若長不醒，豈非快事。一遇現(xiàn)實，那里還有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

語堂附記：吾腳腿甚壞，卻時時想訓練一下。虎丘之夢既破，揚州之夢未醒，故一年來即有約友同游揚州之想。日前約大杰、達夫同去，忽來此一長函，知是去不成了。不知是未湊足稿費，還是映霞不許。然我仍是要去，不管此去得何罪名，在我總是書上太常看見的地名，必想到一到。怎樣是邗江，怎樣是瓜州，怎樣是廿四橋，怎樣是五亭橋，以后讀書時心中才有個大略山川形勢。即使平山堂已是一楹一牖，也必見識見識。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后，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退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說我，所以于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里把一雙眼睛曝曬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么話也說不出來。現(xiàn)在我想趁著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里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于我卻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于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里，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xiàn)在我的經濟狀態(tài)，比從前并沒有什么寬裕，從數(shù)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xiàn)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并不是因為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yè)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yè)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里，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yè)，畢業(yè)以后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xiàn)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guī)в杏H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tài)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地說什么“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卻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xiàn)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尚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干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么？大學畢業(yè)，大學畢業(yè)以后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面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yè)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么？

現(xiàn)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qū)里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么學士，什么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yè)，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里找事情的。”他們是什么？他們都是大學畢業(yè)生嚇。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么？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yè)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么？

大學畢業(yè)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為新上臺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有大刀槍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么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鉆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么的后援，或他們那么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么你就是大學不畢業(yè)，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yè)的迷夢打破而已。現(xiàn)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為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發(fā)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里的腐泥來調和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為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為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里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yǎng)，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著，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xiàn)在我既沒有余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里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么你且咽著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里，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xiāng)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xiàn)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xiàn)在我為你實在是沒有什么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xiàn)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并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后，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為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為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xiàn)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xiàn)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為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現(xiàn)在不是只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于沒有勇氣自殺么？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干的時候一定是干得到的。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說出來——我并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在嗾使你做賊，啊呀，不愿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么人的無論什么東西，只教你偷得著，盡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fā)覺，那么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xiàn)在的社會里稱為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里，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鋪——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yè)，但是像這樣的當鋪，卻可以為你介紹幾家——里去換錢用。萬一發(fā)覺了呢？也沒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監(jiān)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jiān)獄里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眾的時候，那么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zhí)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么意思。

我寫到這里，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后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xiāng)的親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里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再若你懾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么不妨上我這里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里沒有什么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卻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

附錄

郁達夫詩歌選編

詠史三首

楚雖三戶竟亡秦，萬世雄圖一夕湮。

聚富咸陽終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貧。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關婦女幾曾親。

虞歌聲里天亡楚，畢竟傾城是美人。

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愛君深。

當年若賂毛延壽，哪得詩人說到今。

讀《宋史》

貧賤論交古不多，弟兄同室尚操戈。

來生緣分如能結，燭影刀聲又若何。

滿 江 紅

神州于山戚武毅公祠新修落成，于社同人

廣征紀念文字，為填一闋，用岳武穆公原韻

三百年來，我華夏威風久歇。有幾個，如公成就，豐功偉烈。拔劍光寒倭寇膽，撥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遺餅紀征東，民懷切。

會稽恥，終須雪。楚三戶，教秦滅。愿英靈，永保金甌無缺。臺畔班師酣醉石，亭邊思子悲啼血。向長空，灑淚酹千杯，蓬萊闕。

謁 岳 墳

拂柳穿堤到岳墳，墳前猶繞陣頭云。

半庭人靜鶯初懶，一雨陰成草正薰。

我亦違時成逐客，今來下馬拜將軍。

與君此恨俱千古，擬賦長沙吊屈文。

盛夏閑居，讀唐宋以來各家詩，仿漁洋例成詩八首錄七

李 義 山

義山詩句最風流，五十華年錦瑟愁。

解識漢家天子意，六軍駐馬笑牽牛。

溫 飛 卿

詞人自古苦銷沉，中晚唯君近正音。

今日愛才非昔日，獨揮清淚吊陳琳。

杜 樊 川

慘綠啼紅憶六朝，韓文杜句想風標。

銷魂一卷樊川集，明月?lián)P州廿四橋。

陸 劍 南

慷慨淋漓老學庵，請纓無路只清談。

石帆村里春秋祭，忍說厓山浪滿潭。

元 遺 山

遺老功名剩稗官，河東史筆未摧殘。

傷心怕讀中州集，野史亭西夕照寒。

吳 梅 村

斑管題詩淚帶痕，阿蒙吳下數(shù)梅村。

冬郎忍創(chuàng)香奩格，紅粉青衫總斷魂。

錢 牧 齋

虞山才力軼前賢，可惜風流品未全。

行太卑微詩太俊，獄中清句動人憐。

除 夜 奉 懷

又是一年將盡夜，不知青鬢幾痕絲。

人來海外名方賤，夢返江南歲已遲。

多病所須唯藥物，此生難了是相思。

明朝欲向空山遁，為恐東皇笑我癡。

元 日 感 賦

逆旅逢新歲，飄蓬笑故吾。

百年原是客，半世悔為儒。

細雨家山隱，長天雁影孤。

鄉(xiāng)思無著處，一雁下南湖。

正月六日作

回首家山路八千，烽煙橫海浪連天。

草堂明日是人日，客況今年遜去年。

泗上文章初識命，淮陰風骨亦求憐。

飄零湖海元龍老，只合青門學種田。

春 夜 初 雨

小樓今夜應無睡，二月江南遍杏花。

笑我浮生真若夢，年年春到苦思家。

山 村 首 夏

四山漲翠晝初長，五月田家麥飯香。

一事詩人描不得，綠蓑煙雨摘新秧。

初秋雜感兩首

梧桐一葉海天秋，戎馬江關客自愁。

五載干戈初定局，幾人旗鼓又爭侯。

須知國破家無寄，豈有舟沉櫓獨浮。

舊事厓山殷鑒在，諸公何計救神州。

介推辭祿人爭說，韓信稱王事豈真。

何必珊瑚夸斗富，本來賢圣不言貧。

關東羯鼓軍旗振，塞上秋風野哭新。

為語將軍休逸樂，龍堆千里尚胡塵。

村 居

殘秋天氣最凄清，緩步池塘夕照明。

看到白云歸岫后，衡陽過雁兩三聲。

夜 泊 西 興

羅剎江邊水拍天，山陰道上樹含煙。

西興兩岸沙如雪，明月依依夜泊船。

雪

獨釣漁人冷不知，終南陰嶺露奇姿。

朔風有意榮枯草，柳絮無心落鳳池。

黨氏帳中仍寂寞，文君爐下可相思？

癡兒莫向街頭舞，鏡里曇花只幾時！

偶 感

風急星繁夜，離愁比夢強。

昨宵逢汝別，竟夕覺秋涼。

豈是音書懶，都緣客思長。

縱裁千尺素，難盡九回腸。

小草根先折，大鵬翼未張。

謝娘偏有意，憐及白衣郎。

寄曼陀長兄

悔將詞賦學陳琳，銷盡中原萬里心。

書劍飄零傷白也，英雄潦倒感黃金。

三年鉛槧貂裘敝，一服參苓痼疾深。

聞說求田君意定，富春江上欲相尋。

偶 成

不羨神仙況一官，觚棱那復夢長安。

脫樊野鶴沖天易，鎩羽山雞對鏡難。

黃葉欲凋聞敕勒，蒼生回顧足悲酸。

秋來百事仍依舊，只覺羅衫日漸單。

《金絲雀》詩 五首

盈盈一水阻離居，豈不懷歸畏簡書。

能向阿香通刺否？風云千里轉雷車。

白日相思覺夢長，夢中情事太荒唐。

早知骨里藏紅豆，悔駕天風出帝鄉(xiāng)。

客館蕭條興正孤，八行書抵萬明珠。

知君昨夜應逢夢，問我前宵入夢無。

浮槎客路三千遠，回首家山一發(fā)青。

猶憶前年寒食夜，與君聯(lián)步上西泠。

河橋燈火夜將闌，知汝深閨夢已殘。

心事莫從明月寄，中天恐被萬人看。

無 題 三 首

草堂春夢絕孤凄，悔放游槎到海西。

正是牽衣傷去國，疏簾風過午雞啼。

綠波容與漾雙鷗，觸我離懷萬里愁。

春水長天回首望，白云堆滿海西頭。

書生風骨太寒酸，只稱漁樵不稱官。

我欲乘風歸去也，嚴灘重理釣魚竿。

相思樹 三首

其一

吐霧含煙作意嬌，好將疏影拂春潮。

為誰栽此相思樹，遠似愁眉近似腰。

其二

江水悠悠日夜流，江干明月照人愁。

臨行栽取三株樹，春色明年綠上樓。

其三

我去蓬萊覓棗瓜，君留古渡散天花。

他年倘向瑤池見，記取楊枝舞影斜。

日本謠 十二首并序

燈影星光綠上樓，如龍車馬狹斜游。

兩行紅燭參差過，哄得珠簾盡上鉤。

百首清詞句欲仙，小倉妙選世爭傳。

憐他如玉麻姑爪，才罷調箏更數(shù)錢。

紈扇輕搖困倚床，歪鬟新興趙家妝。

紅綃汗透香微膩，試罷菖蒲辟疫湯。

碧玉華年足怨思，珠喉解唱凈琉璃。

瓣香我為臨川爇，掩面傾聽幼婦詞。

名隸昭陽供奉班，宮詞巧制念家山。

怪來源氏人爭說，曾使君王一破顏。

蜃樓縹緲假疑真，四壁銅屏鏡里春。

為語漢王休悵望，碧紗籠得李夫人。

紈扇秋來惹恨多，薰籠斜倚奈愁何。

商音譜出西方曲，腸斷新翻復活歌。

掃眉才子眾三千，萬里橋邊起講筵。

羨煞傳經諸伏女，一時分得水衡錢。

杏紅衫子白羅巾，高髻長眉解笑顰。

公子纏頭隨手擲，買花原為賣花人。

聞說仙槎徼外回，十妙占出新裁。

秦宮照膽懸靈鏡，此后難歌赤鳳來。

黃昏好放看花船，櫻滿長堤月滿川。

遠岸微風歌宛轉，誰家篷底弄三弦。

眉藏愁意額涂黃，廣袖纖腰燕尾妝。

十五云英初見世，猶羞向客喚檀郎。

客感寄某 兩首

其一

五月梅黃雨不晴，江南詞賦老蘭成。

陶潛痛哭談燕俠，莊舄哀歌激楚聲。

半席而今無我分，百年何日果河清。

問他擊鼓鳴鐘者，可有丹心翼太平？

其二

一夜秋風蘭蕙折，殘星孤館夢無成。

敢隨杜甫憎時命，欲向田橫放厥聲。

亦有宏才難致用，可憐濁水不曾清。

明朝倘赴江頭死，此意煩君告屈平。

游莫干山口占

田莊來作客，本意為逃名。

山靜溪聲急，風斜鳥步輕。

路從巖背轉，人在樹梢行。

坐臥幽篁里，恬然動遠情。

晨發(fā)名古屋 兩首

其一

茅店荒雞野寺鐘，朔風嚴冷逼窮冬。

騎驢獨上長街去，踏破晨霜一寸濃。

其二

朔風吹雁雪初晴，又向江湖浪里行。

一曲陽關人隔世，銜杯無語看山明。

游 愚 園

黃茅亭子小樓臺，料理溪山煞費才。

一種風懷忘不得，夕陽簾幕海棠開。

乘車赴東京過天龍川橋

一種秋容不可描，夕陽江岸草蕭蕭。

十年湖海題詩客，依舊青衫過此橋。

曉 發(fā) 東 京

茅店雞聲夢不安，輕車又犯曉風寒。

一肩行李塵中老，半世琵琶馬上彈。

白雪幾能驚俗耳，青衫自古累儒冠！

升沉莫問君平卜，襟上浪浪淚未干。

八月初三夜發(fā)東京，車窗口占別張、楊二子

蛾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

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

亂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

夜夜蘆根秋水長，憑君南浦覓雙魚。

郁達夫年表

1896年

12月7日，夏歷十一月初三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陽縣城，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取名文，幼名蔭生，表字達夫。

1898年

父郁企曾因病去世。全家生活靠六畝祖?zhèn)鞅√锏氖杖牒湍赣H陸氏擺炒貨攤維持。

1902年

春，入親友羅氏私塾啟蒙。

1904年

春，進入公立書塾“春江書院”。開始接觸古典文學，并學習寫詩。

1907年

春，轉入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

1911年

1月，高小畢業(yè)，入中學。

9月，轉入杭州府中就讀，與徐志摩同班。

1913年

春，轉入美國浸禮會在杭州辦的蕙蘭中學就讀。

9月下旬，隨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的長兄郁曼陀動身赴日本留學。

1915年

6月，開始在上海《神州日報》上發(fā)表舊體詩作，署名郁達夫。

7月，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畢業(yè)。

1917年

6月下旬，離開名古屋回國探望病中的祖母。

8月初，回到富陽，與孫荃訂婚。9月初，返回日本。

1918年

5月，中國留日學生為反對“中日軍協(xié)約”掀起罷課學潮，郁達夫積極參加。

1919年

7月，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yè)。

11月中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現(xiàn)在東京大學前身）經濟學部。

1920年

7月，回國與孫荃結婚。后生女潔民、正民，子天民，另有一子龍兒夭折。

1921年

6月，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在東京第二改盛館郁達夫寓所成立創(chuàng)造社，并決定出版《創(chuàng)造季刊》。

10月，第一本小說集《沉淪》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1922年

3月，主編的《創(chuàng)造季刊》創(chuàng)刊號付印，5月起由泰東圖書局正式發(fā)行。在該刊上發(fā)表小說《茫茫夜》和論文《藝文私見》。

3月底，在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畢業(yè)，獲經濟學士學位。

1923年

2月，與魯迅結識。

5月作《文學上的階級斗爭》，首次在中國文藝界提倡文學應該為階級斗爭服務。

10月初，小說、散文集《鳶蘿集》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12月，《現(xiàn)代評論》在北京創(chuàng)刊，開始為它撰稿。

1925年

10月，在《現(xiàn)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七期發(fā)表《咒甲寅十四號的評新文學運動》，配合魯迅批判章士釗的斗爭。

1926年

3月，與郭沫若、王獨清同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文科教授。

6月初，因子龍兒在京病重，離廣州去北京，19日，抵京。龍兒已于14日死去，悲痛不已。

1927年

1月，與王映霞相識，并開始追求她。6月5日，與王映霞訂婚。

8月，在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刊登啟事，聲明退出創(chuàng)造社。同時，文藝論著《文學概說》由上海商務印務館出版。

10月，設宴歡迎魯迅。從此，進一步與魯迅成為至交和戰(zhàn)友。

1928年

1月，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六號上發(fā)表《盧騷傳》，配合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zhàn)。

同年，與王映霞結婚。

1929年

10月，安徽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攻擊郁達夫為“墮落文人”，把他列入“赤化分子”名單中，準備加以迫害。郁達夫聞訊后立即乘船回滬。

1930年

2月，離滬去杭州、富陽小住；后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為發(fā)起人。

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由魯迅提名為發(fā)起人之一。

1931年

1月，李初梨在上海東方旅社參加黨的會議時被捕，郁達夫積極奔走營救。

12月，參加周建人、胡愈之等集議組織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聯(lián)盟成立大會。

1932年

1月，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上發(fā)表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志摩在回憶里》。

2月，與魯迅、茅盾等聯(lián)合發(fā)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一二八戰(zhàn)爭”。

4月，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7月，發(fā)起文化界人士集會，與柳亞子、茅盾等32人聯(lián)名致電南京國民黨當局，要求釋放泛太平洋產業(yè)同盟秘書牛蘭夫婦。

9月，林語堂執(zhí)編的《論語》創(chuàng)刊，被聘為特約撰稿人。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散文《釣臺的春晝》。

1933年

1月，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作《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視廳》，抗議日本法西斯當局殺害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野蠻行徑。

4月3日，出席民權保障同盟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和上海分會的聯(lián)席會議，討論營救中共黨員廖承志、羅登賢等人。

5月，領銜發(fā)表《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4年

12月，開始在《人間世》陸續(xù)發(fā)表自傳（一）至（八）。

1935年

7月，在杭州官場弄般若堂邊購地，開始興建“風雨茅廬”。

10月，《達夫短篇小說集》（上、下冊）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936年

2月，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赴閩。

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連夜致電許廣平。

10月20日，在赴滬輪船上作《對于魯迅死的感想》：“魯迅雖死，精神當與中華民族永在。”

10月22日，瞻仰魯迅先生遺容和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

10月24日，作散文《懷魯迅》。

1938年

1月初，得悉老母陸氏于去年12月31日餓死故里，悲痛至極。

12月，偕王映霞和長子郁飛離開福州赴新加坡。

1939年

1月，應邀前往馬來亞檳榔嶼參加《星檳日報》創(chuàng)辦典禮，并開始主編《星洲日報》早版的《晨星》副刊和晚版的《繁星》副刊。

11月，長兄郁曼陀遭到日偽特務暗殺。次年3月24日上海律師公會舉行盛大追悼會，郁達夫遙寄挽聯(lián)。

1940年

2月，與王映霞協(xié)議離婚。

4月，在《星洲日報·晨星》上發(fā)表致林語堂的信《嘉陵江上傳書》。

7月上旬，《星洲日報》主筆關楚璞辭職回國，郁達夫代主筆三個多月，承擔撰寫社論之責。

1941年

3月，領銜發(fā)表《星華文藝工作者致僑胞書》，抗議國民黨當局發(fā)動皖南事變，要求團結抗日。

5月，在《星洲日報·晨星》上撰文介紹青年作者溫梓川的短篇小說集《美麗的謊》。

8月，翻譯林語堂的《瞬息京華》，開始在《華僑周報》連載，三四個月后中止。

1942年

5月底，在巴爺公務僑長處，被日本憲兵發(fā)現(xiàn)精通日語。

6月初，被迫去武吉丁宜日本憲兵分隊任通譯。

1943年

2月，假裝肺病辭去憲兵分隊通譯職務，回到巴爺公務主持酒廠，不久又集資開辦造紙廠和小型肥皂廠。

9月，與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后生子大雅，女美蘭。

1944年

2月，因漢奸洪根培等告密，真實身份被日本憲兵發(fā)現(xiàn)。要胡愈之、沈茲九和張楚琨等立即轉移。

1945年

2月，作遺囑。

8月16日，從收音機中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萬分高興，立即寫信通知棉蘭的胡愈之等準備迎接勝利的到來。

8月29日晚，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于荒野中，或在隧道中推下后面的萬丈懸崖而亡。年僅5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