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銘箴》

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簴（jù）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guī)；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qī）器，則先圣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hù）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于景鐘，孔悝表勤于衛(wèi)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棺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fā)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于番吾，秦昭刻博于華山，夸誕示后，吁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

上古時代，黃帝把銘文刻在車輿巾幾上，用它來輔助記憶，匡正過失。大禹把銘文鐫在懸掛鐘磬的架子上，用它來招請萬民進諫。商湯在他日常應用的盤盂上，刻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銘文，警示自己，精進不已。周武王在門戶和座席四端，題著自勉自誡的訓詞。周公在金人背上刻下慎言的詞句。孔子看到“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的攲器后，顯出戒慎恐懼的神情。由此看來，古圣先王刻銘文于器物之上，來省察鑒戒，自勖自勉，這種美德已由來很久了。“銘”就是述其功美，使可稱名的意思。觀察器物，必須給予恰當?shù)拿Q；端正名稱，審其功用所以如此，旨在重視其所呈現(xiàn)戒慎的美德。春秋時代，魯國大夫臧武仲評論銘文的功用時，說：“銘文應當稱頌天子的美德和諸侯的功績、大夫的辛勞。”例如：夏禹將九州獻來的金銅，鑄成九鼎，以象征九州的統(tǒng)一；周武王滅商以后，北方肅慎氏進貢楛矢，武王在箭桿上，刻著“肅慎之貢矢”。這些都是銘刻天子美德的盛事啊！太公望呂尚輔周滅商有功，銘其功勛于昆吾所冶的器物上；仲山甫因佐宣王中興有功，鏤其功績于兵器鑄成的庸鼎上，這些都是記載諸侯事功之義啊！晉國魏顆擊敗秦軍，將功勛記于景鐘；孔悝擁立衛(wèi)莊公，曾表揚其勤勞于衛(wèi)鼎，這些都是頌揚大夫攻伐勞苦之類啊！至于像飛廉在霍太山得一口石棺，竟發(fā)現(xiàn)刻有賜給他的銘文；衛(wèi)靈公葬于沙丘，掘穴時發(fā)現(xiàn)石棺上面，竟有預先為他作好的謚文。噫！這真是咄咄怪事了。趙武靈王曾命工刻石于番吾山上，說“主父常游于此”。秦昭王令人制作棋局于華山，說“昭王常與天神博弈于此”，意在把這些夸大荒誕的銘文，留給后人觀賞。吁！真是可笑極了。詳觀上舉諸例，銘文的意義和功用，便顯然可知了。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chǎng）《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yuē）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骃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骎（qīn）骎，后發(fā)前至，勒名岷漢，得其宜矣。

至于秦始皇并吞六國以后，巡行天下，在各地山岳刻石頌德，雖然他平素政治殘暴，但文辭潤澤，卻有疏導政理、通達民情之美啊！像班固的《燕然山銘》，張昶的《西岳華山堂闕碑銘》，無論敘事還是紀功，都寫得十分壯盛。蔡邕于銘文的構(gòu)思，堪稱古今的冠冕。他為橋玄作的《黃鉞銘》，融會《尚書》的典謨，造語古奧而雅重；為朱穆作的《鼎銘》，通體散行，不用韻語，完全和碑文一樣，這又是溺其所長。又如馮敬通有刀陽、刀陰、杖、車、席前右、席后右、杯、爵等雜器物的銘文，都是模擬“武王踐阼”諸銘為準則而作的，其內(nèi)容往往與器物之義不合，文辭的繁簡與篇幅的大小，也未能恰當適中。崔骃品評事物的銘文，通篇贊揚之辭多，警戒之義少。李尤有各類銘文八十四篇，然而大多文義淺陋，辭藻瑣碎。例如他的《蓍龜銘》，本屬描寫通神占卜的事，卻把它排在賭博弈棋的《圍棋銘》中。他的《權(quán)衡銘》，本為說明量物的美器，卻把它列于搗米的《臼杵銘》之后。如此連器物的等差品第都不及分別，又怎能說是熟練銘文的事理呢？魏文帝做太子時，曾替打造的九件寶器作《劍銘》，觀其作品，令人有器物鋒利，而銘辭笨拙的感覺。唯有張景陽的《劍閣銘》，頗能表現(xiàn)其清新的風格和優(yōu)美的文采。好比快馬疾馳，雖然他起步在后，卻能超邁前賢。晉武帝下詔刻《劍閣銘》于岷山、漢水間的劍閣山上，可說是刻得其所，很合時宜的安排啊！

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于后羿，楚子訓民于在勤。戰(zhàn)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pán）鑒可征，所謂追清風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節(jié)》，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于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箴”就是針砭的意思。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攻伐缺失，防止災禍，好比刺病治痛的針砭一般。此種文體之興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二代的箴文，尚有余句存留至今。到了周代的太史辛甲，命百官作箴，以進諫君王的過失，其中有一篇《虞人之箴》，規(guī)模義理最為完備。到春秋時代，箴文的為用衰微，但尚未斷絕。所以晉國大夫魏絳，運用后羿違民棄賢而失國的史實，來諷諫悼公。楚子莊王用“民生在勤，勤而不匱”的箴言，來訓勉臣民。戰(zhàn)國以來，各國諸侯都拋棄仁德，務求功利，銘辭遂代之而興，箴文便逐漸沒落。到了漢朝的揚雄，稽考古籍，開始模仿《虞人之箴》，作《十二州牧箴》，作《二十五卿尹箴》，傳于世。及至崔骃、崔瑗父子，又補作《九官箴》，后經(jīng)胡廣的綴輯編排，總稱為《百官箴》。指明事理，配合官位，一如衣帶上的飾鏡，兩相比較，明白可驗，相信可以上追清新風格于往古，攀援辛甲的作品于后代，而毫無愧怍了。至于潘勖的《符節(jié)箴》，內(nèi)容簡要而失于膚淺；溫嶠的《侍臣箴》，取材廣博但過于冗雜；王濟的《國子箴》，引文過多而敘事甚少；潘尼的《乘輿箴》，思想雅正而體制繁蕪。這些上繼古人而后起的作品，很少有切中箴文體要的佳構(gòu)。至于王朗的《雜箴》，乃置于頭、巾、鞋、履之中，雖得箴文“戒慎”之義，但卻不合施陳的處所。觀其以簡約的文辭列舉要義，實是效法武王銘文的法則；而其中包括水、火、井、灶等瑣事細物，則顯得文辭煩冗，意旨頗有偏失。

夫箴誦于官，銘題于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者焉。

古之箴文，諷誦于官府，銘文題識于器皿，名目雖然有別，而警戒的作用實相雷同。箴文之用，全在防范過失，所以行文取材必須堅正懇切；銘文之用，兼具褒揚贊美之意，所以內(nèi)容體式，貴乎弘偉溫潤。在取材用事方面，既必須核實明辨，在舒布文辭方面，更應當簡潔深刻，這就是“箴”“銘”二體寫作的大致要領啊！然而到了后代，直言規(guī)諫的正道缺而不備，刻勛功于庸器的制度，也久已淪喪，所以“箴”“銘”殊少應用，罕加施行。希望掌握文運的才德君子，能深思“箴”“銘”二體的遠大意義，酌加采行啊！

贊曰：銘實器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秉茲貞厲，警乎立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總而言之：“銘文”實器物的表征，“箴文”乃道德的軌范。要把箴言銘文深記在心，而不是像以水照形一樣，無補于改過遷善；更應本著銘箴的嚴正意義，擴大其作用，謹守警勸，實踐力行。至于寫作的原則，要義理典雅，用途宏大，文辭簡約，方稱優(yōu)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