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詞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其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jié)文大矣。自魯莊戰(zhàn)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yìn）遺之辭，嗚呼之嘆，雖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周朝施政，大德流行，這時凡對公卿大夫的喪事，皆頒賜謚號誄辭，大夫也以臨喪哀悼，序次死者生平德行，抒發(fā)誄辭，以表追念為能事。所謂“誄”，就是累列一個人生前的品德行跡，借此表彰他不朽的盛名啊。夏商以前，也間有謚號，不過“誄辭”后世無傳，所以詳細(xì)的內(nèi)容不得而知。周代雖有賜誄的制度，但只加于位在朝廷的公卿大夫，還沒有普及到一般的士子黎庶。根據(jù)《禮記·曾子問》，可知當(dāng)時地位卑賤的人，不能為尊貴的人作誄，年幼的或晚輩，不能為年長的作誄，假如天子駕崩，就要借上天的名義來作誄。且死者的謚號，是依據(jù)誄文的內(nèi)容而定的。其禮節(jié)文飾實在是非常莊重的了。自從魯莊公和宋人戰(zhàn)于乘丘，因為馬中流矢，墜車敗績，駕車的縣賁父引咎自殺；其后莊公知道這不是他的錯，乃作誄以祭吊其忠義。賜誄于士，這可以說是個開始。等到孔子去世，魯哀公作誄以祭，詳觀他那“不慭遺一老”的悼辭，和最后“嗚呼哀哉，尼父”的悲嘆，雖然不是才思明達的佳作，但卻保存了古人作誄的法式啊！至于柳下惠死后，其妻為他作誄，讀來更是辭旨哀怨、情韻深長了！

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蘇順崔瑗，辨潔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diào)，固誄之才也。潘岳構(gòu)思，專師孝山，巧于敘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聲者也。至如崔骃《誄趙》，劉陶《誄黃》，并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

到了漢代，承襲古來的誄文法式，從事寫作，例如揚雄奉王莽詔，為漢元帝皇后作的《元后誄》，措辭煩瑣，蕪雜不潔。《漢書·元后傳》僅摘要地撮列其“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四句，可是后來西晉的摯虞卻大意失檢，在《文章流別論》里，竟以為這就是《元后誄》的完璧；其實哪里有列舉圣德、贊述至尊的誄文，會疏闊簡略到僅止于四句的道理呢？杜篤為大司馬吳漢作的《吳漢誄》，曾獲美譽于前代。《吳漢誄》雖然文辭工巧，但結(jié)尾數(shù)句頗嫌粗疏，難道因為曾獲得光武帝的稱賞，便使得大家另眼相看，得享千金的高價嗎？傅毅作的《明帝誄》《北海王誄》等，文理暢達，序次分明。蘇順、崔瑗的文章，也辨析入理，簡潔得當(dāng)。他們敘述死者的生平行事，猶如史傳，條理清晰，文辭靡麗，音律調(diào)和，可說是擅長誄詞的高才了。潘岳作誄，構(gòu)思立意時，專門師法蘇孝山，尤善于敘述悲情，平易感人，文辭懇切。雖然他們兩位，中隔曹魏，處于不同的時代；可是在作品方面，確能前后輝映，追美孝山的文壇聲譽啊！至于像崔骃的《誄趙文》，劉陶的《誄黃文》，都深得誄詞的寫作法式。其作品精到處，在于簡明扼要。陳思王曹植文名雖高，可是他所作的誄詞，卻內(nèi)容繁復(fù)，結(jié)構(gòu)松弛，而在《文皇誄》這篇文章的末尾，竟有百余言在寄托自身的哀愁。乖違誄文的體式，可說是莫此為甚了！

若夫殷臣詠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于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fēn）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后式，影而效者，彌取于工矣。

至于殷商臣子詠贊成湯，必定追述有娀氏女簡狄，吞食玄鳥之卵而生契的故事，用來褒美上天的賜福。周代史官歌頌文王、武王，也必定上考有邰氏女姜嫄，因為踏了巨人足跡而生后稷的傳說，用來闡揚祖先的功烈。由此看來，在誄文中稱述祖宗的盛德，是詩人作誄的自然法則啊！至于敘述哀思的感情，則須近取類似的事物，而加以引申發(fā)揮。如傅毅誄北海靖王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意思是說，悲傷的情緒，恰如白日失色，哀愁的心思，好比霧氣杳冥。自從他開始敘寫感人的情致以后，幾乎就成了后代誄文寫作的范式。大家模仿效法，如影隨形，筆法之精到，更是越發(fā)巧奪天工了！

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dí）；道其哀也，凄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詳究誄文的體制，在于選錄死者生前的嘉言懿行，運用傳記的體裁，采行頌贊的文辭，以稱述其光榮的事跡為開端，以哀悼其逝世作終結(jié)。當(dāng)作者論述死者生前的人品時，仿佛他音容宛在，對面可見；稱道生者的哀思情感時，則內(nèi)心凄愴，猶如魂牽夢縈，傷心欲絕。這就是寫作誄文的要旨所在啊！

碑者，埤（pí）也。上古帝皇，紀(jì)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jì)跡于弇（yǎn）山之石，亦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cú）墳，猶封墓也。

“碑”，就是“埤”，有自卑增高的意思。上古時代，三皇五帝紀(jì)建名號，舉行封禪，就在泰山之上，積土為壇，告示天神；在梁甫除地為墠，以祭地祇；樹立石埤于山岳，所以命名曰“碑”。周穆王記錄自己的姓名事跡于弇山之石，用來昭示后世子孫，這也是樹碑的重要意旨。宗廟也有“碑”，立于東西兩廂的廊柱間，它的功用起初只是用來拴系祭祀的牲口，并不刻勒任何的功勛事跡；到了后來，因為用銘刻事功的鐘鼎彝器逐漸缺乏，于是便改用石碑來代替鐘鼎，同樣可以將人們生前的盛名流傳不朽。自此以后，“碑”，便由原來宗廟的系牲，擴大到用于墳?zāi)沟目淌浌ΑＪ秃孟袷窃鐾练饽梗阌辛孙@揚賢哲功績的意思了。

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xùn)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胡眾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zhuǎn)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創(chuàng)，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于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矣。

自后漢以來，方形的碑，圓形的碣，風(fēng)起云涌，樹立得非常多。在這眾多作品中，論作者才華豐贍，筆鋒犀利，沒有人能超過蔡邕。我們看他為楊賜作的《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以典謨訓(xùn)誥為文章的內(nèi)容骨干，來顯示他生前賦性正直，道德行跡，可以風(fēng)范當(dāng)世。“陳太丘”“郭有道”二碑，行文造語和生平行誼相符，實在是無懈可擊；至于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無不內(nèi)容確切，精湛允當(dāng)，恰到好處。他敘述事跡，完備扼要，聯(lián)綴情采，典雅豐潤，文辭清新圓轉(zhuǎn)，余韻無窮；巧義蘊藉層出，風(fēng)格卓立。看他行文運筆的才思，全是自然率真的流露，可說達到碑文的至境了。孔融作的碑文，有些是模仿蔡邕的，例如《衛(wèi)尉張儉碑銘》及《誄陳某文》，說理敏捷，辭采充足，也可以說是僅次于蔡邕的大家了。孫綽為文，專心致志于碑文的寫作，如他作的《溫嶠碑》《丞相王導(dǎo)碑》《太宰郗鑒碑》《太尉庾亮碑》等，詞句大都支離破碎，缺乏條理，只有《桓彝碑》這一篇文章，最是明辨事理，剪裁得當(dāng)。

夫?qū)俦w，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biāo)序盛德，必見清風(fēng)之華；昭紀(jì)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誄。是以勒器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qū)焉。

撰述碑文，必須具備良史的才識。其記敘事跡，文字要像史乘中的傳狀；其稱揚功德，要像鐘鼎彝器的銘文。標(biāo)舉盛大的美德，必定要能顯出清高儒雅的風(fēng)范；表彰嘉言美行，必定明示崇高偉大的功烈，這就是寫作碑文的大致要求啊！“碑”是記載銘文的器物，“銘”是刻于碑上的文辭，所以“碑”是因器物而建立的名稱。它的產(chǎn)生，在“誄文”之前。因此刻文字于石上，用來贊揚生人的豐功偉績時，應(yīng)列于“銘”的范圍之內(nèi)；豎立石碑，記述逝者的道德人格時，則又與“誄文”的性質(zhì)毫無二致了。

贊曰：寫遠追虛，碑誄以立。銘德纂行，光彩允集。觀風(fēng)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戢（jí）。

總而言之：為了敘述死者生前的事跡，追念其人的功德，創(chuàng)立了“誄”和“碑”的體制。銘刻文字于石上，以發(fā)揚其功德，纂錄生前行跡，以表達思慕之情；一切的榮光華彩，可說是完全薈萃于此了。觀文中敘述的風(fēng)范，使人有面晤其人的感受；聽描述的哀傷文辭，會令人感動得泫然涕下。在石碑上鐫刻的華麗辭藻，更可以供后人墨拓。這樣一來，死者的頹風(fēng)遺影，便可賴以長存；絕不會因為時日的久遠，而湮沒不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