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絕的希望
四 不絕的希望
有一天，我在御花園里騎自行車玩，騎到拐角的地方，幾乎撞著一個人。在宮里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應該算這個人犯了君前失禮的過失，不過我倒沒有理會。我的車子在那里打了個圈子，準備繞過去了，不料這個人卻跪下來不走，嘴里還說：
“小的給萬歲爺請安！”
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監(jiān)穿的一樣。我瞅了他一眼，看見他嘴上還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監(jiān)。我騎著車打著圈子問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電燈的。”
“噢，你是干那玩意兒的。剛才沒摔著，算你運氣。干么你老跪著？”
“小的運氣好，今天見著了真龍?zhí)熳印Ｕ埲f歲爺開開天恩，賞給小的個爵兒吧！”
我一聽這傻話就樂了。我想起了太監(jiān)們告訴我的，北京街上給蹲橋頭的乞丐起的諢名，就說：
“行，封你一個‘鎮(zhèn)橋侯（猴）’吧！哈哈……”
我開完了這個玩笑，萬沒有想到，這個中了官迷的人后來果真找內(nèi)務府要“官誥”去了。內(nèi)務府的人說：“這是一句笑話，你干么認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們倒敢說是笑話，不行！……”這件事后來怎么了結(jié)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我常常聽到師傅們和太監(jiān)們說，內(nèi)地鄉(xiāng)下總有人間：“宣統(tǒng)皇帝怎么樣了？”“現(xiàn)在坐朝廷的是誰？”“真龍?zhí)熳幼狭藢氉煜戮驮撎搅税桑俊蔽业挠鴰煾蹈鶕?jù)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說，連最反對帝制的人也對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見反對帝制的人也變了主意。其實人們念叨一下“前清”，不過是表示對軍閥災難的痛恨而已。我的師傅們卻把這些詛咒的語言抬了來，作為人心思舊的證據(jù)，也成了對我使用的教材。
不過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時代的末期，倒也時時可以遇到。有個叫王九成的商人，給直系軍隊做軍裝發(fā)了財，他為了想得一個穿黃馬褂的賞賜，曾花過不少功夫，費了不少鈔票。太監(jiān)們背后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散財童子。不知他通過什么關(guān)節(jié)，每逢年節(jié)就混到遺老中間來磕頭進貢，來時帶上大批鈔票，走到哪里散到哪里。太監(jiān)們最喜歡他來，因為不管是給他引路的，傳見的，打簾子的，倒茶的，以及沒事兒走過來和他說句話兒的，都能得到成卷兒的鈔票。至于在各個真正的關(guān)節(jié)地方花的錢，就更不用說了。最后他真的達到了目的，得到了賞穿黃馬褂的“榮譽”。
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xù)家譜時寫上個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后一個謚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折。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后來伸手要謚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損小朝廷的尊嚴，所以規(guī)定三品京堂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從外國人的議論上也受到了鼓舞。莊士敦曾告訴我不少這方面的消息。據(jù)他說，很多外國人認為復辟是一般中國人的愿望。他有時拿來外文報紙講給我聽，他后來抄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講過的。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華北每日郵電》上的一篇題為《另一次復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論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經(jīng)歷一直是慘痛的。今天我們看到，南北都在劍拔弩張，這種情形只能引出這樣結(jié)論：在中國，共和政體經(jīng)過了試驗并發(fā)現(xiàn)有缺點。這個國家的中堅分子——商人階層和士紳，很厭惡種種互相殘殺的戰(zhàn)爭。我們深信，他們一定會衷心擁護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確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記，保皇黨是有堅強陣容的。他們對共和體從來不滿，但由于某種原因，他們近幾年保持著緘默。顯然，他們同情著軍閥的行動，他們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并非沒有意義。
那些暗地贊同和希望前皇帝復辟成功的人的論點是，共和主義者正在破壞這個國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斷然措施——來恢復舊日的欣欣向榮、歌舞升平的氣象。
復辟帝制絕不會受到多方面的歡迎，相反，還會受到外交上的相當大的反對，反對的公使館也不止一個。可是，只要政變成功，這種反對就必然消失，因為我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當然，盡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禍福的，還是那些拿槍桿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并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軍人便有了較親密的交往。第一個對象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閱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chǎn)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zhuǎn)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后內(nèi)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贈饋張作霖，并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銘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后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勛復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德麟、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復辟，現(xiàn)在又有了張景惠、張宗昌被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時，我父親曾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zhàn)爭中直系聯(lián)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內(nèi)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nèi)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jié)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后，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系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里的常客，并在這里和張景惠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和張勛復辟前的情況差不多，復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下面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后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fā)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幾天以來，在沈陽的各階層人士中間，尤其是張作霖將軍部下中間盛傳一種謠言，說將在北京恢復滿清帝制以代替民國政府。根據(jù)目前的種種斷言，這次帝制將由張將軍發(fā)動，合作的則有西北的皇族的軍事領導人，前將軍張勛也將起重要作用。……說是甚至于徐總統(tǒng)和前馮總統(tǒng)，鑒于目前國家局勢以及外來危險，也都同意恢復帝制，至于曹錕、李純以及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xiàn)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莊士敦那里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后一些時間。我還記得，他同時還講過許多其他關(guān)于張作霖活動復辟的傳說。大概這類消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我對上面這條消息印象特別深刻，它使我從心底感到了欣喜，我從而也明白了為什么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么端康“千秋”時張景惠夾在王公大臣中間去磕頭，為什么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多久，掃興的事就來了：直奉兩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雙方開起火來了。結(jié)果奉軍失利，跑出了山海關(guān)。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連而至：徐世昌忽然下臺；直軍統(tǒng)治了北京；在張勛復辟時被趕下臺的黎元洪，二次當了總統(tǒng)。紫禁城里發(fā)生了新的驚慌，王公大臣們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勛爵商議好，英國公使館可以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時還和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商議好，可以容納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難。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與其躲到外國使館，還不如索性到外國去。我向莊士敦提出，請他立即帶我出洋。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所以這位英國師傅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徐總統(tǒng)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lián)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待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lián)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fā)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zhàn)爭之發(fā)生以及這一場勝負和東交民巷的關(guān)系。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作罷。后來時局穩(wěn)定了下來，沒有人再提出洋，就連避難問題也不提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tǒng)。小朝廷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聲望日高的直系首領吳佩孚發(fā)生了興趣。后來到我身邊來的鄭孝胥，此時向我獻過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guān)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整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tài)度若即若離，沒有明白的表示。后來康有為又去游說他，也沒得到肯定的答復。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兩系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結(jié)果吳佩孚一敗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jié)婚前這幾年滄海白云之間，小朝廷里王公大臣們的心情變化，并不完全一樣。表現(xiàn)最為消極的是內(nèi)務府領銜大臣世續(xù)。他從丁巳復辟起，越來越泄氣，后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復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么好處，因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他又說：“就算王公出不了亂子，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個什么結(jié)局。”他的主張，是讓我和蒙古王公結(jié)親，以便必要時跑到老丈人家里去過日子。世續(xù)死于我結(jié)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問事了，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里，只有退保，絕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是“優(yōu)待條件”。因為保住了這個東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chǎn)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愿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恩不盡的。
處于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nèi)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xù)那樣悲觀，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yōu)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么感興趣。他并不反對和軍人們聯(lián)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qū)娙瞬槐ＭＫＭ模擒娙嘶鸩⒌阶詈螅駠辶伺_，出現(xiàn)“天與人歸”的局勢。因此，在張勛失敗后，他總是翻來覆去地給我講《孟子》里的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陳寶琛本來是我唯一的靈魂。不過自從來了莊士敦，我又多了一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