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基金經理閉門密談精神病醫(yī)生

成功的投機者并不一定要在自己的頭腦里勾勒出一個完整而清晰的真實自我，但是，一旦直覺與現實偏離常理，他們能當機立斷，讓自己立刻清醒。

在這場游戲中，財富只愿意和那些最出色的玩家約會。因此，教我們怎么玩這場游戲的書籍和文章層出不窮，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最初掀起的熱潮是經濟學、商業(yè)和商業(yè)周期類書籍。如果你要在這些話題上有所造詣，不用擔心，書架上到處都是價格不菲的所謂簡裝本論著，其中確有一些大作。然后是貨幣－利率熱，這些書試圖從利率以及股票與債券之間的沖突關系入手，以更直觀的圖形描述市場運作。所有這一切的核心，就是在密切關注美聯(lián)儲動向的同時，隨機應變，及時調整自己的市場策略。在這個問題上，伯頓·克雷恩（Burton Crane）的《老練的投資者》（The Sophisticated Investor）絕對是本值得細心研讀的巨著。

最后，流行的則是證券分析方面的書籍，以本杰明·格林厄姆（Benjamin Graham）和戴維·多德（David Dodd）的《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為代表。如果真是格林厄姆和多德的學生，只要用計算尺就能找到價值被低估的股票。

但有一件事情是你應該清楚的。“理性”研究領域正在成為新興的熱點。1937年，紐約證券分析師協(xié)會（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成立時，只有20名會員。時至今日，加上金融分析師聯(lián)盟（Financial Analysts Federation）的全部特許會員，其會員人數已超過11 000人。但這并不等于說，這里有11 000位百萬富翁。

對整整一代人來說，華爾街可不是什么風水寶地。這一代人的職業(yè)生涯始于1929年，終于1946年。在1937年，第一批不知深淺的證券分析師開始聚到一起，實際上，這個小集體只有三名哈佛商學院的畢業(yè)生，他們不顧家人和朋友的強烈反對，硬著頭皮走進這條“邪惡街”。接下來的那特別的一年，紐約證交所前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來到自己的新家——紐約州立的新新監(jiān)獄，被堵在臺階上拍照。對于金錢交易來說，那并不是一個好時代。

在過去20年的好光景里，市場持續(xù)發(fā)展，華爾街的聲望與日俱增。證券分析師樂此不疲地推出“新作品”，唯恐落在別人后面。大學校園里的研究生更是不甘寂寞，借助于最新的“IBM360”計算機系統(tǒng)，他們可以把想到的任何數字、任何價格和市場趨勢，和他們想到的其他任何數字聯(lián)系到一起。“IBM360”只需幾毫秒的時間得出的結論，能夠讓人們隨后忙活幾個月。

不過，我們還是先冷靜一下。資深的頂級市場分析師、《為投資生存而戰(zhàn)》（The Battle For Investment Survival）一書的作者，杰拉爾德·M．勒伯（Gerald M.Loeb）認為：

在有價證券價值這個問題上，永遠不會有絕對的終極答案。12個專業(yè)人士很可能會得到12個不同的答案。即使是對同一個人，只要形勢發(fā)生了變化，那么，在片刻之后，只要還有機會重新審視原來的結論，他就會改變原來的結論。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只能部分地決定市場價值，市場價值更多地是由人類固有的期望與顧慮、貪婪與野心、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財務壓力、新發(fā)明和發(fā)現、市場潮流以及我們無法預知但又不可忽略的其他因素決定。

期望、顧慮、貪婪、野心以及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我們用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的。像一臺無情的“IBM360”計算機系統(tǒng)一樣，將所有東西程序化是非常困難的。有的學派認為這些因素全部可以量化，但實際上，數字研究本身就是理性化的，因為它只能從理論上去研究這種被稱作“價值”的“真理”。價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它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樹，無論是否有人聽到，它總是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響，只不過它就像勒伯先生所說的那樣：價值只是游戲的一部分。

不過，無論我們是否從金錢中發(fā)現真正的價值，但它總能為我們帶來一件東西，這就是流動性（或者說貨幣）：可以實現隨時買賣的能力。流動性是華爾街的基石。正是這種流動性，使得華爾街成為了全世界的金融之都，因為除了極個別的大恐慌時期外，華爾街基本上是一個真正的流動性市場。因為流動性，這個市場才有誠信，才能平穩(wěn)順暢地運行。

如果你是個有錢的外國人，既想能隨時兌換現金，又想賺點資本收益，那么，你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就是資本市場。除此以外，你幾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滿足自己的愿望，而其中的奧妙，就在于流動性。當然，倫敦證券市場也是個流動的、誠信的市場，但那畢竟是英國的證券市場，不但對投資者的選擇有諸多束縛，而且受到英國當前發(fā)展水平的限制。

盯著“約翰遜先生”的基金組合

我一點也沒有貶低經濟學、經濟周期或是證券分析的意圖。了解它們，也不能保證你一定成功，一無所知卻可能蘊含著希望。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妨先聽聽基金公司的一位主管作何評價。約翰遜先生經營著一類名為“富達”的基金。有段時間，富達基金就如同基金業(yè)內的“綠灣包裝工隊”（Green Bay Packers，紐約最大的橄欖球隊）。他們不是常勝將軍，但他們確實是一支大熱門球隊。因此，在我認識的很多基金經理中，對本職工作的描述幾乎如出一轍：“我們的工作，就是打敗富達。”

就像蒙哥馬利將軍（General Montgomery）喜歡在帳篷里擺上隆美爾（Rommel）的照片用來激勵自己一樣。我不知道是否有職業(yè)基金經理也把約翰遜先生的照片別在衣服上。有一點不容置疑：他們會緊緊盯住約翰遜先生的基金組合，尋找破綻，隨時發(fā)起進攻。

與約翰遜先生在波士頓共進午餐后，一到紐約，我便徑直來到奧斯卡餐廳，這家位于華爾街附近的酒吧餐廳極為紅火，用餐的人絡繹不絕。因為我想知道那天的華爾街發(fā)生了什么。只要坐在奧斯卡的餐桌邊，你就可以知道那天下午何以會出現大規(guī)模的資金流動，股票何以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波動。這張餐桌完全是被某些喝馬蒂尼的大牌基金經理和他們的朋友捧紅的。這些人當然不同于你我這些普通食客，他們都是手里掌控著數億美元資金的大腕，他們承受著常人想象不到的壓力。

對他們來說，絕不允許有所閃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按照他們的說法，要用業(yè)績展示實力。我知道，他們肯定對自己手里的錢精打細算，謹小慎微，絕不肯放過絲毫的機會。因為一聽到我提起和約翰遜先生在聯(lián)邦俱樂部共進午餐，他們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心。他們確實想知道約翰遜先生的現實境況，于是，往日里充斥著憤世嫉俗的叫罵的餐桌，突然之間平添了一份嚴肅和敬意。當時的氣氛宛如演出前的排練：作為演員之一的你，告訴劇組成員，你剛剛和喬治·阿博特（George Abbott，美國著名導演、制片人兼電影劇作家）打了一場網球，阿博特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排練，而且有點想法。這樣的場合肯定會讓大家屏氣凝神。

不過，在這個劇院里，根本就沒有這個叫什么“喬治·阿博特”的人，我也從未聽說過叫“約翰遜·愛德華”（Johnson Edward，16世紀英國著名作曲家）的人。但約翰遜先生也不是什么公眾人物；他的名字從來就和杰克·德萊弗斯（Jack Dreyfus，共同基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這樣的基金毫無瓜葛，華爾街的普通人根本就想不起這個人。我的朋友查理（Charley）在購買速利基金時，居然要求賣方保證自己的基金一定和約翰遜先生有關系。因為“約翰遜先生”這個名字，會讓他想到烏云背后的乞力馬扎羅山，高聳屹立，不可動搖，或是西藏的活佛大師，總能指點迷津，讓那些站在“剃刀邊緣”的人茅塞頓開。

有些人的公司掌握著大量資金，絕非“約翰遜先生”手里那些區(qū)區(qū)45億美元的基金。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約翰遜先生的一只基金，富達趨勢基金（Fidelity Trend Fund）一直在努力打造“業(yè)績型”基金的品牌，實際上也是如此，它的業(yè)績始終在各大基金中名列前茅。約翰遜先生所管理的兩只基金“富達資本”（Fidelity Capital）和“富達趨勢”的目標，則是在熊市里巋然不動。盡管它們最近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它們的前景依然光明。當然，約翰遜先生的傳奇之處還不僅于此：即使是他的門徒也備受矚目。有些人想，約翰遜先生肯定開過基金經理學院。就在兩年之前，蔡志勇（Gerald Tsai，1929—2008年，美籍華裔金融家，有“華爾街金融之王”之稱。他管理的富達資本基金和曼哈頓基金都是當時的明星基金。——譯者注）名鎮(zhèn)四方，他創(chuàng)辦的一只新基金吸納了2.74億美元的客戶資金，這是一個空前絕后的紀錄。

在離開約翰遜先生的富達資本（Fidelity Capital）之后，他覺得，“我想有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小基金”。而現在，他的基金規(guī)模達到了4.5億美元，但他對約翰遜先生的敬意絲毫不亞于其他深諳華爾街游戲之道的“老門徒”。想到這些，富達集團便會浮現在你的眼前：在一棟棟中世紀建筑里，人們坐在劈里啪啦的火爐邊，烤著涂黃油的熱司康餅，盡管窗外狂風呼嘯，寒氣逼人，但大家其樂融融，溫馨無比，契普斯（Chips）先生讓他們學會了希臘語，因為契普斯先生給他們朗讀歐里庇得斯（希臘的悲劇詩人）的詩歌時，他們居然可以真正領會到其中的細微差別。

對于這位約翰遜先生，最讓我著魔的是，他從來不按GNP、減稅或是汽車產量這些數字去討論股票市場。他談論的是，某一時刻的現實與時間是否相符，艾倫·沃特斯（Alan Watts）的《不安全的智慧》（The Wisdom of Insecurity）里是否有什么可以參考的東西，女人裙子到底能短到哪兒——他對這些問題的認真程度簡直令人發(fā)指。他總會讓自己的分析師去核實：眼前的市場谷底是否真實可信。

約翰遜先生說：“市場就像是一個美女，讓人著魔，讓人發(fā)瘋，但又讓人感到復雜難辨，她們總是變化無常，神秘莫測。1924年以來，股票市場就一直在深深地吸引著我，讓我不能自拔，我深悟其中的真諦——它是藝術，而絕非科學。今天，盡管我們有了計算機和各種各樣的統(tǒng)計工具，但市場依舊如故，認識市場依舊并非易事。它屬于人的本能范疇，是我們對行為的感知方式。這里總有很多我們察覺不到的微妙之處。”

這正是約翰遜先生吸引我的地方，他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在尋覓真理。如果在《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一書中對弗洛伊德的財富分析更深一步的話，股票投資這個行業(yè)在諾爾曼·布朗（Norman O.Brown）的眼里，也許就會變成一個把垃圾堆從一處搬到另一處的行當，索然乏味，毫無價值，約翰遜先生的出現，則為這個無聊至極的行業(yè)平添了一份尊嚴和高貴。這和沃爾特·古特曼（Walter K. Gutman，華爾街著名市場分析師）的市場分析創(chuàng)作手法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處。在華爾街，總有些人拜倒于市場巫師腳下，為他癡，為他狂，他們絕對是精神分析的最佳對象。但約翰遜先生和古特曼也不盡相同：約翰遜先生遍覽群書，年近七十，手里攥著45億美元，或許對“巫師”也略知一二，或許知道一些古特曼先生不知道的東西。

自從有了喬治·阿普利［《波士頓故事》（The Late George Apley），原著作者Phillips Marquand，該書獲得1938年普利策文學獎，并于1947年改編為電影。——譯者注］，波士頓的主人就不再是約翰遜先生了。但是，如果只是繞著德文郡（Devonshire）、老州議會廳（The Old State House，是首次宣讀《獨立宣言》的地點，現為波士頓歷史博物館）或是波士頓議會大樓走，你肯定會忘記，這里曾經是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的領地，因為在這里，每個路口的指路牌似乎都會提醒你：保羅·利維里（Paul Revere，獨立戰(zhàn)爭時期的愛國英雄，1775年4月，英軍準備襲擊波士頓郊外的康考德彈藥庫，利維里得到消息后，連夜騎馬前往康考德報信，使得列克星敦軍民得以從容迎擊英軍，列克星敦槍聲也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序幕。——譯者注），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他是第一個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人，因為他的簽名非常醒目，因此，英文中的“John Hancock”就變成了“親筆簽名”的代名詞。——譯者注）曾拴馬于此，約翰·漢考克曾在此扔下他的簽字筆。

約翰遜先生總是沿著父親曾經走過的路去聯(lián)合俱樂部。他的父親做紡織品生意，肯定要比約翰遜先生多走一些路，但路線是一樣的。無論是年輕同事還是年老同事，都對他畢恭畢敬，每次在聯(lián)合俱樂部的扶梯上遇到他，都會主動打招呼：“你好，約翰遜先生。”但是到了紐約，同樣的路線，同樣的俱樂部，不管你老爸在那里吃過多少頓午飯，這種情境都不會再現。如果是在紐約，他們會拆掉俱樂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玻璃盒子般的摩天大廈。再把俱樂部搬回46層，深諳公共關系之道的服務生采取各種策略，目的就是讓領班牢牢記住他們的名字。

談起市場，約翰遜先生就會笑著說：“哇。”他的笑容很溫暖。這有點像電影里的那些教授，他們總會趕在大人物之前站出來說：“嗨，教授，如果你不給那么出色的老‘坦克’及格，他就不能參加星期六的洲際比賽。”約翰遜先生和電影的教授一模一樣：扎一只漂亮的斑點蝴蝶形領結，戴一幅牛角框眼鏡，系一條紅色襪吊，滿頭銀灰色的頭發(fā)，襯衫口袋里別著三支鋼筆。這身裝扮讓不僅人覺得溫暖，而且富有活力。

約翰遜先生最初在哈佛大學，也就是大家說的“學院”，任教于法學院。后來又到了劍橋，之后，輾轉到了波士頓最大的律師事務所——Ropes & Gray律師事務所。不過，他現在有點不務正業(yè)，被“巫婆”搞得神魂顛倒。1943年之前，他始終是以律師的身份來參與基金管理行業(yè)。“經營富達基金的那個家伙連家都養(yǎng)不活了，于是，我就順水推舟接了過來，”約翰遜先生說。

“當時，這個基金只有300萬美元。不過，看著某種東西以幾何級數地增長，那感覺真是妙不可言。這10年過得最好，因為它讓我開始對基金經理產生興趣。你絕不可能把分析師培養(yǎng)成基金經理。基金經理到底應具備何種素質呢？這是一種內在情結，一種本能，一種感覺，而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能從學校里學到的。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基金經理，首先需要認識你自己。只有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我，像旁觀者一樣冷靜地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善于培養(yǎng)管理人才的人，正因為這樣，我才把自己定位于做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因為在律師事務所，每個合伙人各司其職，管好自己的客戶，便萬事大吉。

所以，我讓基金經理自由發(fā)展，自己處理自己的基金，每個人都各司其職。如果想找人咨詢，他可以到大堂，好好地聊一聊，但炫耀是他自己的事。絕佳之計是靈感的爆發(fā)，但它只屬于某個人。一大群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肯定不會有什么奇思妙想。我認為很多投資業(yè)務是靠委員會決策的。所以說，一旦一個人走上通往自己愿望的征途，他就會全力以赴，無所畏懼，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能量。即使實現了目標，他的銳氣也不會減弱，就像閃耀了一個夜晚的星星，黎明時依舊不肯隱去。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的身邊并不缺少這樣的人。有了這樣的人，即使是犯錯也能讓我們受益匪淺。失敗乃成功之母。回首過去，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在無休無止的失敗中前行。”

心理醫(yī)生也有心理問題

我曾對約翰遜先生說，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對市場的群體心理層面的關注。約翰遜先生說：“作為一名律師，我沒有時間去檢驗每一家公司。我只能憑借直覺去感受他們的行為模式。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群體組合，如果你讀過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譯者注）的《烏合之眾：群體思維的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書，你就會發(fā)現，市場原本就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的復合體。實際上，一群男人的行為，無異于一個女人的行為。因此，群體的思維就像女人的思想一樣，難以捉摸。不過，只要你有足夠的時間去觀察，去品味，你總可以在細微的舉動和不成熟的詭計中間找到蛛絲馬跡：她在耍小聰明。”

“你知道，我與很多精神病醫(yī)生交談過。市場是一個復合人，它的人性具有多面性，時而狂躁不安，時而壓抑絕望，時而又萎靡不振，因此，精神病學家肯定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但是，精神病學家的問題在于，他們依賴的是演繹推理，但這樣的手段卻未必適用于市場。我認為，良好的市場機制就像成功的精神病治療法，它必須依賴于情感上的和諧。市場沒有所謂的先見之明。盡管市場不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情感領域依舊是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所有的圖表、廣度指標和技術分析，無不是為了描述市場的情感狀態(tài)。”

“我甚至想過，這些家伙也許用的是東方人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艾倫·沃特斯的禪論，我想，也許在那里能找到某些答案。”

也許約翰遜先生就知道，禪師駕臨市場！

“哦，不，不。市場不能缺少個人認知和情感。如果還記得《不安全的智慧》，你就能明白，我們需要成功，但挫折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我們需要為了下一個目標，去承受艱難困苦，去披荊斬棘。在當前充分就業(yè)、甚至已經達到過度就業(yè)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竟然對股票如癡如醉，注定會讓我們迷失方向。我只是個讀者，禪師也絕非等閑之輩，但復雜的市場絕對不是圣賢高人所能指點迷津的。

“我認為，當今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征便是非現實性。我們曾經聽說的種種想象，都早已蕩然無存。即使它們延續(xù)很久，肯定有幾十年的時間了，但最根本的規(guī)則依然是：識時務者為俊杰。為什么說這個時代是非現實的呢？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十字軍精神不過是一種堂吉訶德［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Cervantes）所著同名小說及其主人公］式的諷刺和幽默，但時至今日，精英時代已雄風不在，大眾情結已經成為社會主流，不斷挑戰(zhàn)傳統(tǒng)社會規(guī)則。越戰(zhàn)和民權運動就是兩個典型示例。我當然不是想對此品頭論足，我只是想說，我們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似乎有點義無反顧的悲劇英雄式的態(tài)度，而這樣的態(tài)度不過是一時沖動的結果，絕不能持久。市場向好的時候，固然也能賺到錢，但是在非現實的時代里，市場卻告訴我們，‘你經已不再了解我；在充分了解我之前，請不要相信我’。”

冒著熱氣的咖啡送到面前時，我和約翰遜先生正意猶未盡地談論夏洛克·福爾摩斯和股票市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股票市場的瓜葛，甚至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變遷的磨難》（The Ordeal of Change）與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羅馬皇帝，斯多葛派哲學家）有何干系。

此時的奧斯卡餐廳，突然變得寂靜無語，人們緊鎖眉頭，我的一位朋友，一個來自對沖基金的槍手忍不住打破沉默：“馬可·奧勒留，我敢打賭，他曾背地里對某些來自窮鄉(xiāng)僻壤的缺心眼的交易商說過馬可·奧勒留，結果，這些家伙都血本無歸。”

“那天，約翰遜先生的一只基金買進斯圖卡（德國飛機制造公司），拋出費爾柴爾德（攝影器材公司），當時真讓證券交易委員會發(fā)瘋了，”另一位智者不無感慨地說，“不知道斯圖卡后來怎么樣？”

查理輕輕地撇了一下嘴。“越南戰(zhàn)爭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十字軍東征，林登·約翰遜就是暴君路易九世，”他小聲嘀咕，“一群男人湊到一起還不如一個女人，嘮嘮叨叨。憑空想象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查理先生的聲音開始越來越大。“這家伙居然和約翰遜先生一起吃的午餐！他肯定帶回點有價值的消息。一定有猛料！他的話一言九鼎，一定要聽聽約翰遜先生怎么說，看他怎么解釋這些問題。他現在到底在干什么？我真等不及了，快點告訴我們！別跟我說什么榮格（卡爾·古斯塔夫·榮格，1875—1961年，瑞士精神病學家，創(chuàng)建了分析心理學。在了解人類心智方面作出的貢獻是提出了外傾型和內傾型的概念以及集體無意識的概念）和狗屁熊市！我想知道的是，約翰遜先生最喜歡的三只股票是什么？這些股票的前景怎樣？”

“……”我告訴他。

約翰遜先生的語言才華絕對令人稱道，他是這樣說的：“……這可不是什么科學，它是一門藝術。現在，盡管我們有了計算機和各種各樣的統(tǒng)計工具，但市場依舊如故，了解市場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認識它，依然有賴于個人直覺和我們對行為的認知模式……”

但個人直覺也絕不等于說，一夜醒來，你就可以把晚上的黃粱夢變成精妙絕倫的投資決策。職業(yè)基金經理似乎總能靈機一動，作出勝券在握的決定，但是，真正幫助他們作出這個決定的，還是他們獲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他們把這些外部信息與頭腦中的現有信息融合到一起，再勾勒出事物的完整形象。

“一名優(yōu)秀的基金經理應具備怎樣的素質？一種發(fā)自內心的專注和凝聚，一種本能，一種感覺，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后天能學到的。我們必須具備的首要素質就是了解我們自己。”

先了解自己，這句話聽起來確實很容易。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職業(yè)基金經理，所以，也就沒必要了解自己啊。不過，這絕對不是理由。也許你可以對此置若罔聞，不過，一位權威人士曾說過，在投資這個問題上，絕對找不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式。既然找不到這樣一個公式，你就只能憑借自己的直覺。既然只能憑借直覺——或者說判斷，你就只能認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你自己。此時，我們已不再是所謂的理性人，而是一群有血有肉、妄自菲薄、喜怒無常的人。

只有認識到這些，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成功的投機者并不一定要在自己的頭腦里，勾勒出一個完整而清晰的真實自我，但是，一旦直覺與現實偏離常理，他們能當機立斷，讓自己立刻清醒。只要出現一兩個意外，他們就會斬釘截鐵地說，“我想象中的市場不是這樣的，”或者會問，“我搞不懂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你們呢？”然后，他們就會建立起戒備森嚴的防線。不管你信不信，總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市場決策反映出一個人的個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投資就是一種尋找自我和發(fā)現自我的方式，只不過這種方式的代價可能太大了。我的處世秘訣之一，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超常規(guī)法則”就是：如果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那這就是你最應該知道的東西。

一個股票組合，居然可以成為選股者的個性寫照，這聽起來有點離譜，但是，任何一個不甘心落伍的選股者都不會否認這種說法。我曾聽說過一家私募基金，該基金聘請了4位基金經理，每個人管理的資金都在3 000萬美元左右。他們每隔3個月輪換一次崗位，我的朋友說：“卡爾的組合總是滲透著卡爾自己的東西。或許他非常忌諱高風險項目，從來就不喜歡這樣的股票。或許投資組合里蘊含著卡爾深思熟慮的結晶。因此，在我接手卡爾的投資時，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辨別出卡爾留下的痕跡。當然，泰德接替我的工作時，也會發(fā)現我的習慣方式。盡管回頭看看自己留下的東西，再看看泰德的改造，多少會讓自己有點難受，但那卻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約翰遜先生則這樣看待這個問題：

“不需要什么先見之明，盡管市場有自己的基本規(guī)律，但情感領域卻是一個未經開發(fā)的處女地。各種圖表、市場指標和技術竅門，不過是統(tǒng)計師們用來描述情感狀態(tài)的手段而已。”

在和約翰遜先生吃過這午餐之后，我開始明白，在雷蒙德·達特（Raymond Dart，1893—1988年，南非約翰內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醫(yī)學院解剖學教授，世界著名人類學家。——譯者注）拿出南方非洲古猿的下顎骨時，羅伯特·阿特里［Robert Ardrey，美國人文學家，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創(chuàng)世紀》（African Genesis）一書的作者。——譯者注］

為什么會作出那樣的反應。真正讓羅伯特·阿特里感到振奮的，是這只古猿下顎明顯受到過重創(chuàng)，這促使他杜撰出這樣的故事：人的祖先生來就是迷戀不動產的獵手。正是這一論調，使得阿特里的《非洲的創(chuàng)世紀》（African Genesis）和《領地法則》（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兩本書，在人類學領域引起軒然大波。這就好比我和約翰遜先生在超越非洲大草原時，我問：“這是什么，約翰遜先生？”約翰遜先生回答：“是巨型獵犬的腳印。”盡管市場的情感游弋也要留下痕跡，但遺憾的是，從來就沒有人發(fā)現過解析市場秘密的下顎骨。

即使沒有下顎骨，我也沒有就此作罷。如果說情感領域還是尚未開墾的處女地，統(tǒng)計學則已經為我們所深刻洞悉，那么，我們何嘗不能去探索這個未知領域呢？不幸的是，要進行這樣的研究工作，似乎還需要一種跨學科的綜合能力。于是，我開始研究那些偶爾會提到“集體受虐狂”（Mass Masochism）的人，比如說，“所有人都知道，對散戶而言，零星買進就是一種群體受虐狂的表現”。但是每當我和這些貌似深諳市場的人探討，他們的觀點幾乎是清一色的泛泛而談，間或帶上幾個雞尾酒會式的癲狂之論。于是，我開始求助于一些精神病專家和社會學家。在一個鐵定存在商業(yè)價值的領域里，只要還有需要去探究的真理，就會有人不遺余力地探索。無數精神病學家在研究女孩子為什么會去賣淫，所有社會學家?guī)е姑炔患按仫w到越南，去了解他們心目中的越南社會到底如何。因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只能從零開始。

我就認識兩位當過精神病醫(yī)生的經紀人，當然，還有三位以前做股票的經紀人，現在改行到大學里擔任心理學和社會學教授。這五個人都不愿談及以前的工作經歷，至少不想挑明這些往事。最后，我還是找到兩位愿意幫忙的精神病專家。盡管他們對群體受虐狂不太感冒，但卻想知道他們是不是應該買進衛(wèi)星通信股票，我是否會拋出施樂股票。于是，我和他們做了一筆交易，我的條件就是和他們好好聊聊，親身接觸他們的患者，我們隨后會認識這幾位患者。

在我絞盡腦汁搜索我自己的“古猿”下顎骨時，有必要向你介紹一位精神病醫(yī)生。別人向我介紹這位醫(yī)生時，說他既了解股票市場，又熟知人類思維。他本人就是一名投資者，對股市頗感興趣。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在股市上賺了很多錢。他的很多患者也是投資者。

但這位心地善良的醫(yī)生并不想告訴我太多東西，他說，這是因為他自己也正打算寫一本書，他還不想提前泄露這本書的內容。他承認，作為一名投資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者。

“你為什么總攥著手呢？”他突然問我，“難道你還像小孩那樣怕火嗎？”

此時，你會突然感到，自己的手居然有這么大，那種感覺讓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回答說，我覺得自己并不像小孩子那樣怕火，但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敢肯定。

“對市場，你也應該有這樣的了解，”這位博學多才的精神病醫(yī)生說，“我把全部資金都投入到一只股票上。這是賺錢的唯一必勝之路。這只股票已經從10美元漲到30美元，但最終一定會漲到200美元，你還有時間加倉。”

我想知道的，是這只股票為什么一定會漲到200美元。

“相信我的話，肯定沒錯，”他說，“我不僅了解市場，也了解群體心理，就足夠了。我知道推動股價上漲的是什么。”

從小就虛心好學的我，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大好機會，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非常想了解其中奧秘，但這位博學的精神病醫(yī)生卻不肯泄密。“怎么和你說呢？”他面帶難色地說，“我在醫(yī)學和精神病學方面接受過多年訓練。我還寫過幾本書。我花了30年時間研究人腦的溝回。如果只用幾句話，你讓我怎么說清我知道的東西？你未免有點急進了吧？”

不過，這個故事的結局卻非常圓滿。我親自查詢了一下這位精神病專家用畢生研究所挑選的股票。不過，我似乎已經錯過了好時機。盡管這只股票的收益增長非常可觀，但多少有點隨大流。我根本看不懂這家公司。但股票確實漲了，它漲到50美元的時候，精神病專家開始感到不可思議，他很想知道，到底是因為我的抵觸情緒，還是其他什么原因，讓我始終沒有買進這只股票。

這只股票的名稱叫“維斯泰克”（Westec）。它從5美元一路飆升到60美元，就在這個價位上，交易量開始停滯不前。很明顯，公司當時有很多不合常理和誤導性的披露，以至于該股票被所有交易所封殺。隨后，便是一系列的訴訟和反訴訟，法庭和應訴方花了幾年時間才了結官司，擺脫窘境。此時的公司已經被債權人搞得破產，在滿足債權人的債權后，這家公司已經所剩無幾，不會有太多的財富留給股東。更糟糕的是，對這些倒霉的股東來說，沒有人再愿意接過這個已經爆炸的炸彈，他們只能讓股票爛在手里，疼在心里。實際上，要在股票市場輸掉全部投資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個流動性強的市場，你可以在任何一天的任何一個小時賣出手里的股票。但這位博學的精神病專家卻在成千上萬的股票里挑選了讓自己賠掉所有身家的那一只。

如果說這個結局還算圓滿，是因為他還在寫那本書，這也許可以讓我們學到些東西。此書即將出版，對于書中的見地，我真的有些迫不及待。

這讓我對精神病學和股票市場有了新認識，也讓我想起一個大家經常提到的故事，不過我從來沒有去檢驗過這個故事，我擔心有人會因為名稱相近而對號入座，這顯然有悖于故事的原意。德萊弗斯基金創(chuàng)始人杰克·德萊弗斯（Jack Dreyfus）也想到了研究市場中非意識性動機的重要性。

德萊弗斯打造了一只業(yè)績非凡的基金，他曾經是一名超級橋牌手，而他那打橋牌時的敏銳和嗅覺在股票市場中也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多年以來，德萊弗斯一直和一位著名精神病專家私交甚深，后來，他覺得應該給這位專家在德萊弗斯基金里設個辦公室，這樣，就可以讓他幫自己檢驗基金經理們是否高效工作。

一天，他把我認識的一位基金經理叫到辦公室。準備就緒之后，他解開領帶，脫掉外衣，然后躺到床上。那位精神病專家坐在他的專用椅子上，而基金經理則等著接受治療。

“寶利來。”醫(yī)生說。

“寶利來。”基金經理重復道。

“你不覺得這太高了嗎？”精神病醫(yī)生說。

基金經理有點糊涂，不知道醫(yī)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個人買了很多寶利來的股票，”醫(yī)生說，“漲得有點太快了，我應該繼續(xù)持有嗎？”

基金經理坐起來，用安慰的語氣說：“沒關系，一切都正常。你不用杞人憂天，最后會見分曉的。”

醫(yī)生的動作稍微放松了一點。“不過我還是對寶利來有點擔心。”他說出了心里話。

“讓我們看看這個，”基金經理說，“看看你為什么如此擔心，我想我能給你點幫助……”

因此，大眾心理和市場的確需要我們去研究。不過，我們都看到了，迄今為止，還沒有什么合適的人選研究這些問題，更不用說把它們作為一個學科領域探討。部分原因在于，在學術界，沿著這樣一個方向追求“真理”，商業(yè)味太濃，與主要社會問題的關聯(lián)性卻不大。或許如此，但如果我們對一種動物的共性不聞不問，個體成功所需要的前提也就只能停留在假設的層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