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倫敦

在我上海家中的花園盡頭，有座草丘，上頭有棵槭樹就長在丘頂。秋良與我約六歲大時，常喜歡在草丘周圍和上頭玩耍。如今，每當我想起這位兒時玩伴，腦海里常出現我們倆在草坡跑上跑下的景象，有時我們干脆就從最陡的地方跳下來。

每次我們玩累了，就會坐在丘頂，背靠著樹干喘口氣。從這個高處，我們可以清楚地俯瞰我家的花園與聳立在花園盡頭的白色大宅。我只要闔眼片刻，就可以喚起那幅景象，如同身歷其境：細心打理的“英國式”草皮，分隔我家與秋良家花園的那排榆樹在午后所投下的陰影，還有房子本身——碩大的白色建筑物，有無數個廂房與花格欄桿陽臺。我想，這段關于房子的記憶，不過是孩童的想像，實際上恐怕沒那么富麗堂皇。當然，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已經知道這棟房子怎么也比不上涌泉路那一帶的住宅。不過，這房子給我們一家人住是綽綽有余，家里不過我父母、我、梅俐；再有一些仆人。

那是摩根洋行的房產，這表示屋中有許多裝飾品與畫是我不準碰的，這也表示我家不時會有“房客”——公司里剛到上海，還“立足未穩(wěn)”的職員。我不知道我父母是否反對這樣的安排。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房客通常是年輕人，帶來英國小巷與草地的氣息，那是我在童書《柳林風聲》里讀到的內容，或是柯南·道爾懸疑小說里多霧街道的氣氛。這些年輕的英國人無疑都急于制造好印象，都肯耐著性子任我問個沒完，或者答應我無理的要求。現在想想，他們大部分都比此刻的我還年輕，而且全都遠離了自己的家園。不過，當時對我而言，他們每一個都是我仔細研究與模仿的對象。

還是回頭談秋良吧：我現在想起某個下午發(fā)生的一件事，當時我們倆一直在草丘那兒，像無頭蒼蠅似的沖上跑下，排演我們一起編的戲。我們靠著槭樹坐下來喘口氣，我凝望著草地另一頭的房子，等著胸口的起伏平息，這時秋良在我背后說：

“小心，老格。有蜈蚣。在你腳邊。”

我清清楚楚聽到他說“老格”，不過那時并沒有多想。只是秋良用過一次以后，似乎愛上了這個小名，在接下來的幾分鐘里，我們又玩起我們的游戲，他不斷用這個名字叫我：“這邊，老格！快一點，老格！”

“反正不是老格就是了，”有一次我們爭論游戲該怎么進行的時候，我終于告訴他，“是老哥好不好？”

正如我所料，秋良強烈抗議。“才怪，才怪。布朗太太，她要我說一次又一次。老格。老格。正確的發(fā)音，就是這樣。她念老格。她可是老師哦！”

想說服他根本沒有意義；自從他開始上英文課，他就極為自豪在家中他是英語專家。我每次總是不肯讓步；吵到無法收拾，秋良氣得干脆拂袖而去，丟下游戲不管，從我們的“秘密通道”離開——分隔兩個花園的圍籬上有一道缺口。

往后幾次一起玩耍，他沒有叫我“老格”，也沒有提起我們在草丘上的爭論。幾周后的某個早晨，我早已忘記這件事，我們從涌泉路回家，路經一排富麗堂皇的房子與美麗的草坪。我不太記得我到底跟他說了什么，總之，他的回答是：

“你真好，老哥。”

我記得我忍住不提他也同意了我的念法。因為我已經太了解秋良了，他這樣說“老哥”并非以間接的方式承認他先前念錯，而是——不知怎么地，我也懂他的意思——而是他要表示，他可是一直都認為該念“老哥”的；現在他只是重申了他的論點，我沒發(fā)出異議，更讓他確信自己是對的。確實，當天下午，他更加得意忘形地跟我“老哥”來“老哥”去的，仿佛說：“所以你決定不再無理取鬧啰，我很高興你變得明理了一點。”

這種行為，在秋良身上并不罕見，盡管總是讓我火冒三丈，但我很少會花工夫去反駁。事實上——雖然今天我覺得這件事難以解釋——我當時覺得有必要為秋良保留這樣的錯覺，要是有哪個大人想裁定這場“老格”之爭誰是誰非，我八成會為秋良說話。

我可沒有意思要暗示，我完全受制于秋良的氣勢，或者我們的關系是段不平衡的友誼。在游戲里，常常是由我走第一步，而且大半關鍵決策都由我作出。事實上，我在心智方面比他強，他大概也接受這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覺得其他各種事情，卻讓我的日本朋友擁有強大的權威。舉個例子，像是他的擒拿術——每次我說了他不喜歡聽的話，或是演戲的時候，我拒絕接受他很想采用的劇情轉折，他就會用擒拿術來對付我。盡管他才大我一個月，但在一般事情上，我覺得他比我世故多了。他似乎知道許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聲稱有數次，他曾經冒險走出租界的范圍。

如今回顧起來，有件事倒讓我有點意外，當時，像我們這樣的小男孩，竟然可以在那些地方自由來去也沒人管。當然，這些地方都還是在相對比較安全的公共租界內。就我而言，大人絕對不準我進入上海市區(qū)里的中國人區(qū)域，據我所知，秋良的父母對于此事，態(tài)度也一樣嚴格。大人告訴我們，在那些區(qū)域，有說不盡的可怕疾病、污穢、壞人。有一次我?guī)缀跻叱鲎饨纾何遗c母親所搭的馬車意外走到蘇州河靠閘北區(qū)的一條路；運河對岸擁擠的低矮屋頂就在眼前，我緊緊屏住呼吸，害怕瘟疫會越過那彎細流飄過來。難怪那時我的朋友聲稱他曾經數度秘密侵入這樣的地區(qū)，會讓我欽佩不已。

我記得我不斷追問秋良的探險事跡。他告訴我，中國人的地區(qū)其實比傳聞還要糟糕。那里沒有像樣的房子，只有茅屋木棚緊緊地塞在一起。照他的說法，那光景看起來頂像蓬路[1]的市集，差別在于每個“攤位”都住了一整戶人家。此外，死尸就隨處堆積，蒼蠅嗡嗡縈繞，大家都視而不見。有一次，秋良逛到某條擁擠的巷道，看到一個人坐在轎子上——他覺得是某個有權有勢的軍閥——身旁有個帶劍的巨人。軍閥隨意指個人，那個巨人就立刻過去把那個人的頭砍掉。毋庸置疑，大家躲的躲，逃的逃。秋良則是站著不動，挑釁地瞪著那個軍閥。那個軍閥花了一會兒工夫考慮要不要砍秋良的頭，不過顯然被他的勇氣打動，最后哈哈大笑，還從轎上伸手拍拍他的頭。接著軍閥一伙人繼續(xù)前行，所經之處，又有許多人頭落地。

我不記得我曾經質疑過秋良的任何這類大話。有一次我跟母親提到我朋友在租界外的冒險之旅，我記得她笑著說了些什么，讓我開始懷疑這些事跡。我好生她的氣，我想就是從那時起，一切和秋良有關的任何私密事件，我都小心不跟她提。

順帶一提，母親是秋良唯一特別敬畏的人。假如他用擒拿術把我制伏，我還是不愿接受他的論點，我就會把母親抬出來，警告他我要去母親那里告狀。當然，我也不會動不動就這么做——在那個年紀，要拿母親的權威當靠山，還是覺得丟臉。不過在不得不這么做的情況下，我總是驚訝于這招引起的變化——一個張牙舞爪的殘忍妖魔霎時變成驚慌的小孩。我永遠也搞不懂母親對秋良怎么會有這樣的影響；盡管他一向非常有禮貌，但他一點也不怕大人。而印象中，我不記得母親對他說話，有哪次語氣不是溫和而友善的。我還記得當時我就思索過這個謎，心中想到有幾種可能。

有那么一陣子，我覺得秋良會這樣看待母親，是因為她“美麗”。我有位“美麗”的母親，這是我在成長過程中接受的一件事實，不帶任何情緒因素。大家向來都這么形容她，我相信當時這個“美麗”不過是用來標示母親的一個標簽，跟“高挑”、“嬌小”、“年輕”一樣，沒有褒貶之意。然而，關于她的“美貌”對別人的影響，我也并非渾然未覺。當然，我當時還小，不甚明了女性魅力較深層的含義。不過跟著她走遍各種場合地點，有些事情我已視為當然，例如漫步在公花園[2]時，陌生人所投射的欣賞目光，或者又如星期六早上，我們想吃蛋糕便到南京路上的意大利咖啡店去，侍者總是額外招待我們東西。現在每當我欣賞她的照片時——我這里總共有七張，存放在我從上海帶回來的相簿里——她的美，在我看來都屬于較舊式、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今天，大家也許會認為她“端莊”；當然，不會說她“漂亮”。比方說，我就無法想像她會像今天的少婦那樣，有各種慣常運用的小動作，像是賣弄風情地聳肩或甩頭等。在那些照片里——拍攝的時間都在我出生以前，四張在上海、兩張在香港、一張在瑞士——她看起來的確高雅、矜持甚至高傲，不過我清楚記得在她眉宇之間，還是有一抹溫柔。總而言之，我這里要說的是，起初，我自然而然會懷疑秋良對我母親的另眼相看，就像許多其他事情那樣，是因為她的美貌。不過等我把事情再仔細想過，我記得我找到了一個更合理的解釋，也就是秋良曾經目睹一件不尋常的事，發(fā)生在公司的衛(wèi)生督察訪問我家的那天早上。

我早就接受了生活里的這種事：每一陣子就會有一位公司派來的高級干部，在家中逛上一個鐘頭，在筆記本上記東記西，看到問題便嘮叨。我記得母親有一次告訴我，我很小的時候，喜歡“當”公司的衛(wèi)生督察，每次我拿起鉛筆研究我們家的廁所，她常常得設法把我哄開，免得我玩?zhèn)€沒完沒了。情況也許是如此，不過就我記憶所及，這些察訪大半都平靜無事，有好幾年，我連想都沒想起過。然而，如今我明白了，這些督察除了檢查衛(wèi)生情況，也來檢查家中成員有無疾病或寄生蟲的跡象，這類行動可能極為難堪，無疑公司選派執(zhí)行人員時，也會挑選辦事技巧與分寸拿捏都高明的人。我當然記得好些溫和而善于察言觀色的人——通常是英國人，有時是法國人——他們不但對母親總是恭恭敬敬，連對梅俐也不敢造次。不過那天早上來的督察——當時我一定已經八歲了——卻完全不是這種人。

今天我還清楚記得關于他的兩件事：其一，他留著下垂的胡子；其二，他的帽子后面有塊棕色的漬——也許是茶漬——延伸到環(huán)帽緞帶底下。我在屋前馬車道圍成的草坪上玩耍。我記得那天天氣陰沉。那個人出現在大門口，向屋里走來，我正全神貫注玩我的游戲。他從我身旁經過，喃喃說著：“你好，小伙子。媽媽在家嗎？”接著便往前走，也不等我回答。就在我注視他背影的時候，發(fā)現了他帽上的污漬。

我只記得，接下來的事大約發(fā)生在一個鐘頭以后。這時候秋良已經過來了，我們在游戲間玩得正起勁。他們說話的聲音——雖然沒有人拉高嗓門，卻充滿升高的緊張氣氛——讓我們停下游戲抬頭細聽，后來還溜到走廊里，縮在游戲間外面的橡木大柜旁偷聽。

我家的樓梯比尋常住家要更堂皇些，從這個有利的位置，我們可以看到閃亮的護欄，順著樓梯的弧度降到開闊的玄關。母親與督察就在那里，面對面，兩人都又直又僵，站在房間中央，看起來有如留在西洋棋盤上的兩只敵對棋子。我發(fā)現那位督察把有污漬的帽子抓在胸口，而我母親則兩手相握，置于上腹前方，那樣子就像某幾個晚上，美國助理牧師娘劉易斯太太彈著鋼琴，而母親正要引吭高歌一般。

接下來的爭執(zhí)，盡管本身不怎么重要，但我相信對母親卻別具意義，也代表道德獲勝的關鍵時刻。我記得，后來隨著我成長，她也一再提起這件事，仿佛要我銘記在心；我記得客人來訪時，經常聽她從頭到尾把整件事說給客人聽，結束之前，母親通常先笑一聲，然后說那位督察在此事發(fā)生后，不久就被撤職。結果，我已經無法確定我對那天早上的記憶，有多少是我從走廊邊上親眼目睹的情況，有多少是來自母親的敘述。總之，印象里，秋良和我在橡木柜后窺探時，督察大約是這么說的：

“我完全尊重您的感受，班克斯太太。但是我們來到海外，還是小心為上。公司對所有職員的福利負有責任，對于資深優(yōu)秀的職員就更不用說了，像是您本人與班克斯先生。”

“對不起，賴特先生，”母親回答，“可是我依然不明白您反對的是什么？您提到的這些仆人，這些年來都表現得極為良好。我可以為他們的衛(wèi)生標準做擔保。而您也才承認，他們看不出任何傳染病的跡象。”

“就算這樣，夫人，他們也是從山東來的。而公司有義務建議公司所有的職員，不要把那個省份的居民雇到家中使喚。雖然失之嚴苛，卻是慘痛經驗所換來的教訓。”

“您不會當真吧？您希望我辭退我這些朋友——沒錯，我們早就當他們是朋友了！——就僅僅因為他們來自山東？”

這時候，督察的態(tài)度變得愈加冠冕堂皇，他繼續(xù)向母親解釋，公司反對山東來的幫傭，無疑不但基于衛(wèi)生與健康的理由，也是因為他們的誠信堪疑。由于屋內有許多物品屬于公司財產——督察邊說邊指——他有責任以最堅決的態(tài)度一再重申他的建議。家母此時再度打斷他的話，要他說明這個駭人聽聞的論點有何依據，督察疲憊地嘆了口氣才說：

“夫人，事情很簡單，就是抽鴉片。山東境內的鴉片癮，已經到了十分悲慘的地步，甚至整個村子的人都離不開燒鴉片的煙槍。因此，班克斯太太，山東的衛(wèi)生水準下降，傳染病的發(fā)生率卻高漲。而且，那些從山東來上海工作的人，就算他們自身本性誠實，不用多久也會開始偷竊，因為他們家鄉(xiāng)的父母、兄弟、親戚、族人，還有許許多多，都指望他們來滿足毒癮……噢，夫人！我只是想說……”

不只是督察此時不敢再說下去；我身邊的秋良也倒抽了一口氣。我瞥了他一眼，發(fā)現他張著嘴，凝視樓下的母親。正是他此刻的神情，讓我推測他后來對母親畢恭畢敬，一定是從這個早上開始的。

不過，雖說督察與秋良兩人，因為母親在此刻所做的事而嚇了一跳，我自己卻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的部分。在我看來，她只是重新擺個站姿，準備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罷了。話說回來，她的舉止我早已熟悉；也許對于不熟悉的人，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慣常表現的表情與姿勢，的確會讓人覺得心驚。

這不是說我完全沒警覺到山雨欲來的氣氛，其實打從督察提到“鴉片”開始，我就知道這個可憐蟲完蛋了。

他忽然閉口不語，無疑知道對方會打斷他的話。不過，我記得母親也沉默不語，營造出一種暴風雨前的寧靜——雖然無言，兩眼卻炯炯盯著督察不放——對陣了半日，才用冷靜下藏著怒火、一觸即發(fā)的口吻說道：

“督察先生，敢情您是要代表這家公司，來和我談鴉片嘍？”

接下來是針針見血的猛烈抨擊，她對督察所用的這一招，我早已熟悉，而日后也還要聽她陳述其中概要好多次：她先泛泛地批評英國政府，再把火力集中到私人企業(yè)，特別是摩根洋行身上，說他們不該從印度，輸入這么龐大數量的鴉片到中國，然后冷眼旁觀這整個民族陷入悲慘與墮落。說的時候，母親的聲音常常高張欲裂，不過都尖而未破。她雙眼始終不曾放松，最后問他：

“您不覺得羞恥嗎？您還是基督徒、英國人、循規(guī)蹈矩的人嗎？為這樣的公司服務，您不覺得羞恥嗎？告訴我，賺這種褻瀆上帝的錢財來過活，您的良心能安嗎？”

要是這位仁兄多點膽量，他也許可以指出，母親之于他，也不過是公司同仁的眷屬，并沒有身份立場以這樣的口吻、這樣的言語斥責他。不過此時他知道再辯下去勢必無法收拾，于是咕噥幾句不痛不癢的話來保留自己的面子，就告退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次看到有大人——像是這位督察——還不知道母親是“鷹派”的反鴉片健將，我都頗感意外。在整個成長的過程里，我一直認為母親名聞遐邇，受人景仰，是中國鴉片毒龍的頭號大敵。我得說明一下，關于鴉片的話題，在上海的大人并不會顧忌有無兒童在場，然而我年幼時，對這種事當然所知不多。每天乘車上學，我習慣看到南京路上有中國人攤成大字，躺在門口曬太陽，有一陣子，每當我聽到母親抨擊鴉片，我總以為她幫的就是這種人。只不過后來，我長大了一點，就有更多機會一窺這個錯綜復雜的主題。像是后來母親舉辦午餐會時，也會要我在場。

這些聚會在我家舉行，利用平常日子父親在上班的時間。通常會來四五位女士，仆人引領她們到花房，里頭已經有張桌子陳設在藤蔓與棕櫚樹之間。我會在旁幫忙遞茶杯、茶碟，還有盤子，然后等待我已知那一刻的來臨：母親會開始問客人，要是她們“憑著良心回答”，她們會怎么看待公司的政策。從這一刻起，愉快的談話結束，所有的女士都靜靜聆聽母親繼續(xù)表達她對“我們公司的行為”的深惡痛絕，她認為那“不是基督徒與英國人該做的事”。就我所記得，這些午餐聚會總是從這時候開始，變得安靜而尷尬，沒多久這些女士就會冷冰冰地道別，然后漫步走向等候的馬車或汽車。不過我從母親告訴我的事情里得知，她也在公司同仁的眷屬里，贏得一些太太的贊同，于是志同道合的人就會受邀參加她的聚會。

這第二種聚會就嚴肅多了，我是不準參加的。他們會關在飯廳里進行，要是聚會進行的時候我在家，我走路時就不準發(fā)出聲響。偶爾母親帶我去見見她特別景仰的人物——也許是一位牧師，或是某位外交官——不過一有客人要到，她總會叫梅俐把我?guī)У阶畈坏K事的角落。菲利普叔叔當然是每次必到的一員，而我總是想盡辦法在散會的時候出現，好讓他看到我。只要他瞥見我，每次都會帶著笑容來到我身邊，我們就會聊聊。有時候，他要是沒有急事，我就會把他拉到一旁，看我那個星期畫的圖畫，或者到后院的露臺去坐坐。

一旦所有客人都走了，家里的氣氛就會變得完全不同。母親每次心情都會快樂起來，仿佛聚會把她所有的憂慮都一掃而空。我聽見她在屋子里一邊收拾東西，一邊還哼著歌，一聽到她的歌，我就會跑到花園里等候。因為我知道，她整理完畢之后，一出來就會看到我，不管離午餐時間還有多久，她都會陪我玩。

等我再長大些，在這樣的時刻，也就是聚會結束之后，母親會跟我一起去極司菲爾公園[3]散步。不過到我六七歲時，我們就比較常待在家里下棋，有時也玩我的玩具士兵。我還記得，我們在這些日子里發(fā)展出一套游戲的程序。那個時候，離露臺不遠的草坪上有架秋千，母親會從屋子里哼著歌走出來，踏過草地，在秋千上坐下。我會在后花園里，在我的草丘上等候，然后向她奔跑過去，假裝發(fā)脾氣。

“下來啦，媽！你會把它壓壞！”我會在秋千前胡蹦亂跳，揮舞手臂。“你太重了！你會把它壓壞！”

而母親則假裝既沒看見也沒聽見，反而把秋千愈蕩愈高，同時放聲高唱這樣的歌曲：“黛絲，黛絲，請你跟我說你愿意。”等我的請求無效，我就會在草地上一直學倒立——其中緣由已不可考。她的歌聲里就會穿插陣陣笑聲，最后她會從秋千上下來，我們兩人便去玩我準備好的游戲。就算是今天，每次想起母親的那些聚會，我總會跟著想到會后隨之而來的殷切期盼。

幾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花了幾天，研究那個時代關于把鴉片輸入中國的種種爭論。我仔細閱讀了許多當年的報紙文章、信件、文獻，有一些兒時百思不解的議題，如今明朗了許多。然而——我也得承認——我做這樣的研究，主要動機是希望能翻到有關母親的報導。如我前面所述，畢竟兒時的經驗讓我相信，她是反鴉片運動的關鍵人物。結果她的名字連一次都沒出現，我有些失望。以前我不斷聽到別人引用她的話、贊美她、批評她，怎么在我搜集的資料里卻一次也沒有出現。我倒是碰到好幾則提到菲利普叔叔。有一則是在一封瑞典傳教士給《華北日報》的投書里，他在譴責數家歐洲公司的同時，稱菲利普叔叔是“可敬可佩的道德明燈”。找不到母親的名字讓我失望透了，失望之情實在沉痛，于是我從此放棄這方面的研究。

我其實無意在此立刻談到菲利普叔叔。今天傍晚，我以為下午我曾在公車上對莎拉·亨明斯提起菲利普叔叔的名字——還告訴她一些基本生平。不過我把事情從頭到尾仔細想了一回，我有理由確定菲利普叔叔根本不在我們的談話之中——我得說我松了一口氣。有個想法也許愚蠢，不過我向來覺得不該讓菲利普叔叔的存在太具體，這樣他就會留在我一個人的記憶里。

那天下午，我倒是跟她談了一點秋良的事，如今我有機會再想想這件事，覺得這樣做也好。反正我也沒有透露太多，而她也并非真的有興趣。我完全不知道為什么我會忽然跟她說了那么多事情；其實，在草秣市場站上公車時，我原本無意跟她說這些。

我受大衛(wèi)·科貝特的邀請，參加他與一些朋友在攝政王南街的餐廳聚餐——此人與我只是泛泛之交。那是個時髦的餐會地點，他為我們這十幾位客人在餐廳深處，預訂了一張長餐桌。我很高興看到莎拉也在客人里頭——也有點意外，因為我一直不知道她也是科貝特的朋友——由于我到晚了，沒辦法坐在可以與她談話的地方。

那時天色轉陰，侍者為我們的餐桌點了一架燭臺。我們這伙人里頭有個名叫海格利的，喜歡把蠟燭吹熄再叫侍者來點上，他覺得這樣鬧著玩挺有意思。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做了三次——每次他認為熱鬧的氣氛開始冷卻就來上這么一回——而其他人似乎也覺得這個惡作劇很好玩。在我看來，莎拉這時候玩得還算愉快，跟著其他人起哄。我們在那里也許待了一個鐘頭——有幾位男士先行告退回辦公室去了——這時候，大家的注意力轉到了艾瑪·卡梅倫身上，一位熱力四射的女性，坐在莎拉那頭。我只知道她已經與身邊的人談了一會兒她的難題；然而此刻，餐桌上似乎靜了下來，一下子讓她成為聚會的焦點。接下來大家半正經、半嘲諷地討論艾瑪·卡梅倫與她母親的問題——顯然最近這對母女之間的關系，因為艾瑪與一位法國人訂婚而進入另一個新的危機。什么建議都有人提。例如那位名叫海格利的家伙，就提議在蛇河邊蓋一棟類似動物園的機構，把每個人的母親——“當然還包括那些三姑六婆”——通通關進去。其他人則依自己的經驗，提出更有用的建議，而艾瑪·卡梅倫巴不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也把話題炒得熱乎乎，陳述一則又一則灑狗血的軼事，以顯示她這位至親教人忍無可忍的個性。討論進行了十五分鐘左右，我看見莎拉在聚會主人耳邊說了句話就離開房間。女士的化妝室位于餐廳大門的接待廳附近，因此別人——若有人看到她離去——無疑都以為她是去化妝室。不過我發(fā)現她表情有異，于是幾分鐘后就離席去找她。

我發(fā)現她站在餐廳入口，望著窗外的攝政王南街。她沒有注意到我走近，我便上前碰碰她的手臂，問她：

“怎么了，沒事吧？”

她嚇了一跳，而且我注意到她眼中有些許淚痕，她立刻用笑容掩蓋過去。

“是啊，我沒事。只是覺得有點悶，就這樣。現在好多了。”她笑了笑，又朝街上凝望，像在找什么似的，“真不好意思，我看起來一定很沒禮貌。我真該進去了。”

“如果你不想這么做，我實在不覺得有什么該不該的。”

她仔細端詳著我，然后問道：“他們還在談剛才談的那些嗎？”

“我出來的時候還是，”我又補充，“我想，在討論問題母親的研究會上，我們兩個無法做出任何貢獻。”

她忽然笑出了聲，拭去淚水，不再對我隱藏心情。“是啊，”她說，“我猜我們兩個確實都沒資格與會。”接著她又笑著說：“我真傻。他們也不過是給午餐助興罷了。”

“你在等車嗎？”我問，因為她殷切地觀望街上的往來車輛。

“什么？沒有，沒有。我只是看看風景。”接著她又說，“不知道公車會不會來。你瞧，就在對街，那里有個站牌。我以前與母親在公車上度過許多時光。我們只是坐著玩。我是說我小時候。要是我們坐不到雙層公車的上層第一排，我們便直接下車等下一班。有時候我們會花幾個鐘頭在倫敦市區(qū)里繞。看看風景，聊聊天，指著有趣的東西要對方看。我以前常常坐公車玩。難道你沒上過公車，克里斯托弗？你該試試。從公車上層可以看到好多東西哦。”

“我得承認，通常我若不是步行就是叫計程車。我有點害怕倫敦的公車。我總覺得如果我上了公車，它就會帶我到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得花一整天的時間找路回來。”

“有件事不知該不該告訴你，克里斯托弗？”她的聲音變得非常冷靜，“其實是我笨，我一直到最近才想通，以前從來沒有明白過。母親那時候一定已經非常痛苦，她沒辦法跟我一起做別的事，那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公車上待那么久，只有這件事我們還能一起做。”

“你現在想不想搭公車？”我問。

她又往窗外望去。“難道你不忙嗎？”

“這可是我的榮幸。我也說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車。要是有你這樣的老手帶領，這可是我的福氣。”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讓我來教你怎么搭倫敦公車。”

后來我們沒在攝政王南街上公車——我們可不希望他們午餐散會出來，看見我們在等車——而是到不遠處的草秣市場站等車。我們登上公車上層，她發(fā)現前面第一排空著，竟表現出一種幼稚的喜悅。公車蹣跚駛往特拉法爾加廣場，我們就坐在那里一起搖晃。倫敦今天看起來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傘或穿著雨衣。我估計我們在公車上大約待了半個鐘頭，或更久一點，路經斯特蘭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維爾路。有時候我們靜靜地欣賞車下的街景；有時則聊聊，講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時要輕松多了，也不再提她母親。我不確定那個話題是如何開啟的，不過卻是在許多乘客于上霍爾本路下車之后，那時，車子沿著格雷旅店路繼續(xù)行駛，我竟然談起了秋良。我相信一開始只是順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兒時玩伴”。不過她一定試著想多了解我，我記得沒過多久我就笑著跟她說：

“我總是忘不了，那時候我們還一起偷東西呢。”

“真的！”她驚呼，“真是這樣嗎！大偵探也有段不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這個日本男孩會有文章。拜托，告訴我，你們偷了什么？”

“其實也算不上偷。我們那時才十歲。”

“可是你良心不安，對吧？直到現在，”

“才不。那只是小事一樁，我們從用人房里偷了點東西。”

“真有趣。那是在上海吧？”

我想我一定還跟她說了幾件往事，當然都是些沒什么意義的事，可是下午與她分手時——后來我們在新牛津街下車——我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安，我竟然什么事都跟她說了。畢竟到了這個國家以后，我從來不曾跟任何人提起過去，而且，如我所說，我也絕對沒有打算要從今日開始破戒。

不過這也許只是遲早的事。老實說，在過去這一年里，我愈來愈專注地回想往事；這樣的專注背后有個動力，那就是我發(fā)現我的記憶——兒時的、父母的——近來開始變得模糊。最近有好幾次，我發(fā)現兩三年前我相信會永銘心頭的事情，現在卻要想半天。換言之，我不得不接受我在上海的人生隨著歲月流逝，將愈來愈模糊，最后只剩幾抹殘影。就在今夜，我坐下來把我還記得的事，大略依照順序重新溫習，我又再次警覺到，這些記憶竟然變得更為朦朧。就像我剛才述說的母親與衛(wèi)生督察這件軼事——盡管我對自己精確記得此事的梗概十分有把握，不過在心頭重溫一遍之后，對于細節(jié)已經沒有那么肯定了。到頭來，我不再確定她對督察所說的話，到底用了哪些字句：“賺這種褻瀆上帝的錢財來過活，您的良心能安嗎？”現在我覺得，即使在母親激動的時候，她一樣會注意到這話說得牽強，而且可能會害她讓人笑話。我不相信母親會這么失態(tài)。換個角度來看，我把這些話跟她連在一起，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問題是我們住上海的時候，她常常問自己的問題。不爭的事實是，我們“賴以維生”的這家公司所做的事，正是她認為該打入地獄的壞事，這一定成為她揮之不去的良心折磨。

說真的，也許我連她說那些話的前情后事都記不清楚；說不定這個問題不是對衛(wèi)生督察說的，而是對父親，而且是另一天早上，他們在餐廳里爭吵的時候說的。

注釋：

[1]即如今的塘沽路。

[2]即黃浦公園。

[3]即如今的中山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