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今中外，偶像之于崇拜者，都是帶著光環(huán)的。初唐四杰也是如此。

初唐四杰太有名了，以至于派出遣唐使學習大唐文化的日本念念不忘，在現(xiàn)代整出了一個“F4”組合，日本漫畫家神尾葉子的著名漫畫《花樣男子》中的四位大集團繼承人──道明寺司、花澤類、西門總二郎、美作玲，通稱“F4”（即Flower 4、花之四人組）。

后來，中國臺灣出了個男子偶像組合也叫“F4”，由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吳建豪四名成員組成。

都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初唐四杰的排名在當時卻已有定論。《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文苑上》：“（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杰’。”

可以看出，當時輿論都認為排名依次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事實上也非常公允，從流傳至今的四人的詩詞歌賦來看，確實應以王勃為首。

然而，在《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文苑上》緊隨其后，有一句“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意思是當排名傳到楊炯耳中時，楊炯認為自己排在盧照鄰前面有點慚愧，然而排在王勃后面則感到羞恥。而議論的人也同意楊炯說法，這和前面“海內公論”有出入。

楊炯（650年－693年），字令明，華州華陰（今陜西華陰市）人。唐朝大臣、文學家，常山郡公楊初曾孫，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并稱“初唐四杰”。

為何楊炯會說出“愧在盧前，恥居王后”這樣的話？

其實，四人的生卒年月給出了答案。

駱賓王最大，生于628年；其次盧照鄰，生于634年；然后楊炯和王勃大致同歲，生于649年左右。因而聞一多先生的考據(jù)部分為真，那就是盧駱屬于同輩人，王楊屬于同輩人，前者是后者的前輩。

古人講究長幼有序，也就是“序齒”。以年齡長幼排名，應為駱賓王、盧照鄰、楊炯、王勃，可是當時評論排名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楊炯認為自己年齡小，排在盧照鄰前面，確實有愧不敢當?shù)囊馑迹粸楹巍安焕ⅰ迸旁隈樫e王之前？因為盧照鄰比駱賓王還小，自己說了愧在盧前，自然是連駱一起。當然這不是說的文采，而是年齡。對楊炯的話，宰相張說曾有評價說：“‘愧在盧前’，謙也。”

這可能是“愧在盧前”的正因，那么“恥居王后”呢？

人人都有爭強好勝之心。楊炯因為和王勃同齡，排在王勃后面，自然心有不甘，于是說“恥居王后”，也是有點羞愧的意思，并非恥辱之意。張說也有評價：“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yōu)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知恥而后勇，這也是楊炯的自我激勵。

人人都愛看熱鬧，看熱鬧不怕事大。其實，楊炯和王勃是好友。楊炯此語話，更可能是兩個人鬧著玩的。也許是某個酒局之后，兩個人都說了醉話。

總章元年（668年），王勃在沛王府供職，與楊炯結識。秋天，兩人一塊兒登高抒懷。王勃深深佩服楊炯的才學，在離別之時評價道：

“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稟太微之一星；六十四艾，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瓷神之外，猶是卿云，陶鑄之余，尚同秘阮。接光儀于促席，直觀明月生天；響詞辯于中筵，但覺清風滿堂。”

而王勃死后，楊炯將其遺文遺詩收集起來，匯編成卷，并親為作序：“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反諸宏博，君之力焉……君之所注，見光前古……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

可見，兩人還是互相欣賞的。

（二）

王、楊、盧、駱四人以文章著稱于時，慢慢地影響越來越大。據(jù)《唐詩記事》載，吏部侍郎李敬玄對他們頗為欣賞，推薦給典選大員裴行儉。

裴老先生略一沉思，便給四人預測前程，語出驚人。大意是，才名是有的，但官爵福祿很少。

原因是什么呢？裴老先生以為，這幾個人性情浮躁，喜出風頭，怎能安享爵祿？不過，他倒是對楊炯格外垂青一些，說“炯頗沉默，可至令長，余皆不得其死。”

一面之交，三言兩語，就說定了四個人的終生？

這位精于陰陽、算術的裴行儉先生還真有這本事。自執(zhí)掌吏部，他先后向朝廷薦舉了若干官員，都很準。

有一個例子，當時蘇味道和王勮還不知名，在調選之時，裴先生一見，“深禮異之”，還說了一番違背“組織原則”的話，大意是，我晚年膝下有一子，擔心不能對他的成長有所幫助，據(jù)老夫觀察，你們兩位十多年后便會出人頭地，希望把我的小兒子裴息托付給你們，將來請記得多多關照啊。

后來，兩人果然都做了大官，蘇味道還做了宰相，位極人臣。

于人未飛黃騰達之時，先下預言，裴先生可謂相面有術，看人很準，識人之道可謂出神入化。

對于初唐四杰，裴先生的話此后果然不幸言中：四杰之中的三個，真的沒有好結局。

王勃早年歷經(jīng)人命案，二十幾歲便溺水早逝；盧照鄰一病十數(shù)載，最后投水自盡；駱賓王隨徐敬業(yè)起事，兵敗之后，生死不明。只有楊炯倒是真的做了縣令，直至最后病死任上。

都說性格即命運。楊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慣某些官員趾高氣揚、矯揉造作，故譏諷一些偽善的朝官為“麒麟楦”，“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

“朝官怎么像麒麟楦呢？”別人問他。

“他們就像戲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過是一頭驢子，刻畫頭角，修飾皮毛，看起來像麒麟，脫了馬甲，還是一頭驢子。”楊炯回答覺。

得這話不過癮，又補了一句，“那些沒有德行學識的家伙，披著朱紫色的朝服，和驢身覆蓋麒麟皮，又有什么區(qū)別呢。”他的這些言論被當朝者所記恨，也為他后來仕途的不如意埋下伏筆。

（三）

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的身世比起來，楊炯的生活似乎要相對平靜得多。就像一株蘭花，暗香浮動，孤芳自賞。

楊炯與王勃同齡，也同樣聰明，小小的年紀就考上了神童舉。后來又考中進士。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年僅十歲的楊炯應弟子舉及第，并于第二年進入弘文館，成為當時聲名大噪的神童，風頭一時無兩。

這樣的成就，即便是翻閱有唐一代所有數(shù)得上名的詩人，也無人能出楊炯之右。

也許是超出常人太多的緣故，偌大的唐帝國也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官職來對待這位神童；而對于當時年僅十一歲的楊炯來說，入朝為官也太過遙遠。

于是，從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年）起，到上元三年（676年）之間的十六年里，楊炯一直守著“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館賦閑了十六年。

在弘文館待制十六年后，楊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應制舉，補秘書省校書郎。據(jù)《新唐書·百官志》二載：秘書省有“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

心懷經(jīng)國理想的楊炯，年近三十，才獲得一個“讎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對自己仕途上的這種蹇滯不暢，楊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間創(chuàng)作了《渾天賦》，以示自己的情志。

永隆二年（681年），經(jīng)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永淳元年（682年），楊炯被擢為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

為東宮太子服務期間，楊炯曾經(jīng)呈獻過一篇很有影響的《公卿以下冕服議》，也有過諸如《從軍行》《戰(zhàn)城南》《紫騮馬》等慷慨激昂、風骨遒勁的詩歌作品，聲名響于當世。

楊炯從秘書省里過了六七年郁沉歲月后，終于從九品末僚一躍而成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還充任聲望甚隆的崇文館學士，開始了仕途上的一大騰躍，據(jù)《新唐書·百官志》載：東宮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貼心官員，掌管東宮內務，職務頗為重要。

面對這樣一次仕途飛躍，楊炯的內心是興奮的。期間創(chuàng)作了《庭菊賦》等文以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

《庭菊賦》有言：“和其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蕭蕭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當此時也。弱其志，強其骨，獨歲寒而晚登。”

“伊纖莖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羨池水之芙蓉，愿比瑤山之桂樹。歲如何其歲已秋，叢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悵容與而淹留。歲如何其歲將逝，叢菊芳兮庭之際，君子至止，聊從容以卒歲。”

《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

楊炯之于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chuàng)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楊炯竭力贊揚秋菊之內在品性，借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賦雖然通篇均為贊美之辭，內容托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

（四）

唐高宗調露、永隆年間（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擾甘肅一帶，唐禮部尚書裴行儉奉命出師征討。

楊炯有感而發(fā)，作《從軍行》，記載了這個歷史。詩中表達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場而心生的遺憾，還有渴慕功業(yè)的雄心壯志。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首詩，借用樂府舊題“從軍行”，描寫一個讀書士子從軍邊塞、參加戰(zhàn)斗的全過程。整首詩僅僅四十個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動，又渲染了環(huán)境氣氛，寫出了書生投筆從戎，出塞參戰(zhàn)的全過程。能把如此豐富的內容，濃縮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見楊炯的藝術功力。

首先，楊炯抓住整個過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斷，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寫，至于書生是怎樣投筆從戎的，怎樣告別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軍的情況怎樣，一概略去不寫。

然后，楊炯采取跳躍式的結構，從一個典型場景跳到另一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發(fā)展前進。第三句剛寫了辭京，第四句就已經(jīng)包圍了敵人，接著又展示了激烈戰(zhàn)斗的場面。這種跳躍十分自然，每一個跨度之間又給人留下了豐富的想象余地，使詩歌具有明快的節(jié)奏，如山崖上飛流驚湍，給人一種一氣直下、一往無前的氣勢，有力地突現(xiàn)出書生強烈的愛國激情和唐軍將士氣壯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

楊炯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他與上官儀為首的宮體詩派有著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fā)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沖破了上官體流風，開拓了新的詩風。

初唐四杰以革除詩壇浮靡之習為己任，以對上官體批判的姿態(tài)，從狹窄的宮廷天地引到廣大的市井，從狹小的臺閣到山川邊塞，開拓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xiàn)了清新剛健的詩風。

楊炯也不例外。除了《從軍行》，他的《送梓州周司功》呈現(xiàn)出作者在送別友人后夜望西南，擔心蜀路艱險，何時才能再相見的場景，感情真摯：“御溝一相送，征馬屢盤桓。言笑方無日，離憂獨未寬。舉杯聊勸酒，破涕暫為歡。別后風清夜，思君蜀路難。”

楊炯還有一組三峽詩，狀景抒情也較真實自然，托物明懷，借史抒志，含意比較深刻，亦是掙脫宮體詩束縛的佳作。

楊炯的送別詩中，沒有雍容華貴、閑適自足的情趣宮體式，而是總是滲雜著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奮發(fā)向上的激情，大多寫得質樸真切，頗有真情實感。如《夜送趙縱》，全詩語言洗煉、質樸，用典貼切：“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這是詩人在某個夜晚送別友人趙縱去趙州而作的。趙縱是趙地的趙姓人，詩人為他送別，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天下盡人皆知的戰(zhàn)國時趙惠文王那塊和氏璧的故事。

戰(zhàn)國時，趙國得到一塊叫和氏璧的美玉，秦王知道后，要用十五座城池交換，故稱連城璧。此處用趙氏喻指趙縱，連城璧喻指其才華。

楊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他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作法等方而來說，都是成熱的五言詩。

這就是他對唐詩的重大貢獻之一。楊炯現(xiàn)存14首五言律詩，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齊梁以來綺媚華靡之風，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五）

人生往往如此，正在春風得意之時，倒霉的事情就會如霜陡降，如雪驟下。如果國家有大變故，個人更是要倒霉。

就在楊炯成為太子詹事司直后的第二年，大唐送別了寬仁的君主唐高宗李治，時任太子的李顯雖然得以順利繼位，但僅僅是55天后就被強勢的母親武則天罷黜皇位，貶出長安。

突然而來的變故讓原本對仕途充滿信心的楊炯再度墜入深淵，但等待他的打擊還遠沒有結束。隨著李顯被廢，武則天徹底掌控政權，大唐的政治斗爭到達了進入了空前的白熱化階段，那場讓駱賓王寫出曠世奇文——《為徐敬業(yè)討武曌檄》的保衛(wèi)李氏皇權的運動開始了。

武氏采取的手法也很簡單，迎頭擊打，不使擴展。

揚州兵團的臨時策劃十分倉促，歷時數(shù)月，旋即宣告兵敗。這時，武則天便騰出手來，開始系統(tǒng)清理威脅新皇權的力量。

舉國清查，查到楊炯頭上了。楊炯堂弟楊神讓參與徐敬業(yè)起兵，于是楊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牽連：堂弟在揚州犯事了，堂兄也有責任！

好在武則天大概知道楊炯這個年輕人的才名，又沒什么前科，抬抬筆就過去了。楊炯雖然沒有了殺頭之虞，但也是被貶離京城。

垂拱二年（686年），楊炯被貶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臺縣）擔任了司法參軍，結束了他在長安長達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擱下筆來，放下經(jīng)典，搖搖晃晃驚悸莫名，楊炯就這樣與京城揮手作別。有些朋友，甚至不敢招呼，不敢來送行。

途中景色甚是迷人，途經(jīng)三峽時，楊炯還作了好幾首詩。雖然文章還是氣勢如虹，精美華章，可是楊炯的心里，卻怎么也不是滋味：

悠悠辭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亙百重。

風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

郁郁園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樂，鄉(xiāng)淚獨無從。

他怎么能夠快樂起來呢？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由于間接的政治牽連，莫名失官，其心境可想而知。幸好他平日不事張揚，否則還不知是什么樣的結果呢。

在武后臨朝的多事之秋，楊炯的沉默，為自己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事端。

唐天授元年（690年），楊炯秩滿回到洛陽，武則天詔楊炯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掌管教習官人書算之類的工作。他雖因官職不高，心中抑郁，但卻對武則天仍盡情頌揚。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宮中出盂蘭盆，設齋分送各佛寺，武則天在洛南城門樓上與群臣觀看。楊炯獻上《盂蘭盆賦》，稱頌武則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則天作為“神圣皇帝”能夠“任賢相，悖風俗、遠佞人，措刑獄，省游宴……捐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恤人之不足”，成為帝王的楷模。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楊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

楊炯赴盈川令時，太子校書張說贈有《贈別楊盈川箴》：“杳杳深谷，森森喬木。天與之才，或鮮其祿。君服六藝，道德為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吝，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無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茲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韶夏，勿棄擊轅。豈無車馬？敢贈一言。”囑咐楊炯為官之道。

盈川，原名白石。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于刑溪（今衢縣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縣治，因山路狹隘，于如意元年遷至盈川，縣治仍稱“白石”。

楊炯到任后，見此處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變貧困面貌。為了表達這個意愿，他取刑溪之“刑”為“盈”，視地理于云溪、衢江會合處得“川”，意在使這川流之處，稻香長川，谷盈千倉，百姓富裕，即改“白石”縣名為“盈川”，呈報朝廷批準。

楊炯到任后愛民如子，恪盡職守。每年農(nóng)歷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莊（自然村）巡視。楊炯所到之處，莊稼的害蟲就會被白鳥吃掉，糧食豐收，六畜興旺，深得百姓擁戴。卒于任上后，被稱為“楊盈川”。

如今，衢州市盈川村邊建有楊公祠一座，內有楊炯塑像，楊公祠內舊有對聯(lián)：“當年遺手澤，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賢令，潑水江旁千秋俎豆。”說明當?shù)匕傩眨О倌陙矶际前褩罹籍斪鳌百t令”來奉祠的。

約如意二年（693年），楊炯卒于任上。

（未完待續(xù)，隨時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