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為時代畫像的笑笑生
第一章 為時代畫像的笑笑生
19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的作家巴爾扎克有一個夢想，他想用自己的筆，把法國19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的歷史完整地記錄下來，當一個時代的“書記員”。這個時代對巴爾扎克來講充滿了誘惑力，因為他看到法國社會在這二十年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到那些滿身銅臭的暴發(fā)戶橫沖直撞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向貴族階級發(fā)起了日甚一日的猛烈攻擊，并終將毫不客氣地取代貴族階級的統(tǒng)治地位。在巴爾扎克看來這種階級更替、時代的變幻絲毫不亞于一場戰(zhàn)爭，雖然看不見戰(zhàn)火、硝煙，但其激烈的爭斗程度同樣是驚心動魄的。也正因如此，巴爾扎克要成為時代的記錄員，記錄下這個時代的變化。
巴爾扎克本人對貴族階級充滿同情，他喜歡貴族階級的文化和教養(yǎng)，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個“德”字，以表示對貴族階級的敬仰。盡管如此，當巴爾扎克看到貴族作為一個階級，其滅亡已經(jīng)是大勢所趨時，他毫不猶豫地用鋒利的筆觸寫出貴族階級的衰敗，寫出他所反感的那些暴發(fā)戶們的崛起。在巴爾扎克筆下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不是那些高雅的貴族，更不是那些低賤的平民百姓，而是那些有著惡魔般力量的人物——資產(chǎn)階級暴發(fā)戶。盡管，巴爾扎克打心眼里不喜歡這些人物，但在這些人物身上，他看出一種魔力，一種以金錢為支撐的巨大力量。巴爾扎克寫出了拉斯提涅、鈕沁根、葛朗臺、伏脫冷等一系列資產(chǎn)階級暴發(fā)戶和野心家，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巴爾扎克雖然在道德上批判這些人物，但對這些人物又不免流露出一種欽佩，因為在他看來這些人物身上有一種力量。
在西方文壇上，巴爾扎克是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最為偉大的代表。然而，令巴爾扎克所未想到的是，早在16世紀，中國作家蘭陵笑笑生就已經(jīng)寫出《金瓶梅》這部力作。在這部小說中，笑笑生同樣塑造了一個滿身銅臭的暴發(fā)戶——西門慶，這個充滿痞氣的市井商人以經(jīng)商起家，靠賄賂官員而發(fā)財，仗著金錢的力量，買通了當朝宰相，最終一步登天，成為大宋的提刑官。與官的勾結，使其買賣越做越大，最終成為山東首富。這個昔日的痞子商人，到后來可以指點江山，決定官員的升遷，可見其勢力之大。西門慶與巴爾扎克筆下的暴發(fā)戶可以說是異曲同工，都有著惡魔般的力量。
從時間上來看，巴爾扎克和笑笑生相差三百多年；從空間上看，兩者相隔萬里。是什么使這兩個作家在想象力上有如此的一致，所刻畫的人物如此相像？實際上，跨越300年的時空，聯(lián)系起巴爾扎克和笑笑生的一種共同的東西，在巴爾扎克的時代叫“金錢”，而在笑笑生的時代是“銀子”。兩個作家能寫出相似的人物，因為他們都面臨著一個新的時代——“貨幣化時代”。恰恰是由于“貨幣”成了兩位作家所在時代的新的上帝，統(tǒng)治了整個時代的方方面面，把一個看似破碎的現(xiàn)實生活高度整合起來，這才給了這兩位作家能從一個整體的高度來把握整個時代的視角，而這個視角是其他時代作家所不具備的，由此這兩位作家為其所在時代畫像才成為一種可能。
尤為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這兩位作家小說中的故事情節(jié)都有相同之處。如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中寫了貴婦人鮑賽昂子爵夫人，在資產(chǎn)階級暴發(fā)戶的緊逼之下退出了巴黎社交界。而笑笑生在《金瓶梅》的第六十九回、第七十三回寫西門慶把一個貴婦人——王招宣府的遺孀林太太發(fā)展成對他百依百順的姘頭。兩個不同時代的作家都把暴發(fā)戶對貴族階級的婦女的征服寫在了自己的小說里，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驚奇。如果說貴婦人是貴族階級的標志性符號，而暴發(fā)戶對貴婦人的占有和征服，則代表了其對整個貴族階級的征服。可以說，巴爾扎克和笑笑生都在貴婦人的床上發(fā)現(xiàn)了歷史的變化，聽到歷史的車輪在轟隆作響。
巴爾扎克要成為時代的書記員，要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畫像。這是一種大無畏的創(chuàng)作精神。巴爾扎克曾豪邁地說：“吾皇（拿破侖）用劍征服者，我將用筆征服之。”從《金瓶梅》這部小說來看，笑笑生這位作家也是在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畫像，盡管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這位作家的生平仍知之甚少，但是，從他對時代描繪的深度和廣度上看，他也一定是一位非常有氣魄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