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含淚的勸誡
第一節(jié) 含淚的勸誡
《金瓶梅》是一部關于家的小說。這里的家有兩個層面：一是指以宋徽宗為代表的國家；而另一個是以西門慶為代表的西門家族，這兩個家是互為對照、互為象征的。作者寫西門慶在家中像皇帝一樣驕奢淫逸；其成群的妻妾就像皇帝的后宮；而妻妾之間的矛盾，就類似于皇室中的宮闈之亂。對宋徽宗所代表的國家，作者雖然多是虛寫，但皇帝對奸臣的寵信和荒淫，與西門慶有著很多的相同之處。
“家”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中國文化的根基，中國社會的倫理秩序、道德、倫理觀念無一不是從“家”演化而出。儒家文化所講的“在家事父，在國事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從家的自然結構和等級秩序中演化而來，并以此來規(guī)定社會的倫理結構和等級秩序。而維系這個秩序的紐帶是“禮”，禮講長幼尊卑，秩序井然。在明代代表著禮的最高規(guī)范，就是宋明理學家們所提倡的“三綱五常”。
為什么在晚明這個時期，笑笑生要重提“家國一體”這個儒家文化中最為基本的觀念，并以此作為他小說的切入點？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
第一，晚明是中國文化的轉型期。帝王的腐敗、世風的頹廢、商業(yè)的興起、世人的逐利、心學的泛濫、享樂的放縱這一切都深深地動搖了儒家文化的根基。人心不古、社會道德秩序、倫理秩序的混亂是這個時代的標志。笑笑生深深地感受到這種時代的危機，感受到中國文化中最為基本的理念在動搖。他焦慮地意識到這將撼動整個民族最為基本的根基，也正是出于這種意識作家才開始創(chuàng)作《金瓶梅》。而以家國同構、家國一體這種方式來寫一個家族和一個國家的衰敗，隱含著作者對國家及個體家族命運深深的憂患意識。在作品中，作家對西門慶和宋徽宗那種漫畫式的寫法，實際上就是作者內心焦慮的體現。在作者心目中他們本應該是這個國家或一個家族的棟梁之才，而不應如此。這一點非常像果戈理對俄國地主階級的態(tài)度。果戈理對俄國地主階級是滿懷希望的，當他失望地看到這個階級的墮落時，他不得不以諷刺的筆法來寫俄國的地主階級，但是這種諷刺是“含淚的笑”。對《金瓶梅》我們也要看到作者存在這種傾向，笑笑生對西門慶、宋徽宗的挖苦和諷刺，所暗含的是勸誡，是苦口婆心的忠告。如作者在第七十回的回后詩中就寫道：“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權奸誤國禍機深，開國乘家戒小人。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圣遠蒙塵。”這些道德說教是此書的真正目的所在，其目的是希望西門慶和宋徽宗這類人物能以此為戒。對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這是此書的基調。《金瓶梅》是“艷歌當哭”，而哭的目的卻是在“勸誡”。由此本書認為《金瓶梅》以諷刺而見長，但其諷刺與果戈理是一致的，也是“含淚的笑”。這種笑的根本目的是要教育其所諷刺的對象。
第二，家國一體決定了這部小說的基本思想傾向，這個思想傾向是儒家的，其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重建社會的倫理秩序，而絕不是宣淫。如果為了宣淫，作者絕不會采用家國一體這種費勁的寫法。在此書中作者煞費苦心地以“悌”起，以“孝”結，以愛姐不可思議的“守節(jié)”來宣講倫理秩序的重要性，在滿紙的荒淫背后，做了篇十足的道德文章。由此《金瓶梅》這本充滿“淫穢”色彩的小說，其根基卻是儒家的。
認識這一點很重要，張竹坡就說：“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金瓶梅》寫奸夫淫婦，貪官惡仆，幫閑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脫，通身智慧，嘔心嘔血，寫出異樣妙文也。今只因自己目無雙珠，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為淫書，置之高閣，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乃為俗人所掩，盡付流水，是謂人誤《金瓶梅》。”《金瓶梅》是被世人誤解得最為嚴重的小說，而其中最大的“誤點”就在于人們沒有看出這部小說是家國一體式的小說。而看不出這一點，就沒有辦法看到作者創(chuàng)作此書的真正目的所在，反而把此書看成一部色情小說。張竹坡曾說：“《金瓶梅》不可零星看，零星看止看其淫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不從整體出發(fā)來看《金瓶梅》，必將會迷失在此書大量的色情描寫中，而看不出這部作品實際上是在從反面宣揚儒家的“齊家治國”觀念。
《金瓶梅》是一部以“家”為核心的小說。對于一部以家為主要敘事內容的小說，其內容無外乎兩點：第一，從正面講，就是如何持家；第二，從反面講，就是寫家是如何衰敗的，以此讓人們吸取經驗教訓。《金瓶梅》自然是屬于后一種。筆者認為《金瓶梅》是一本關于家的教育小說，是寫給“有產業(yè)者”的教科書。之所以加上“有產業(yè)者”這個定語，是因為在《金瓶梅》中作者對一個人的產業(yè)和家業(yè)是極為重視的，其潛在的教育對象是“中產階級”。此書對下層人物多是鄙視的，并不帶有一些學者所說的人民性。
在家庭中，一家之主是“父”；在國家中，一國之主就是“君”，其共同的名字是“家長”。無論是西門慶還是宋徽宗都是不合格的家長，其共同結局就是“家敗”。西門慶是身死妾散，宋徽宗是被囚而亡。于是《金瓶梅》就有了十分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即如何吸取西門慶和宋徽宗的教訓，做一個好家長。故《金瓶梅》是寫給這些“家長”的教科書。《三國演義》是說給帝王聽的；《水滸傳》是說給百姓聽的；而《金瓶梅》是說給“家長”聽的。這里的“家長”不是指那些平民百姓、市井閑人，作者對這些人根本不屑一顧，無論是武大郎、應伯爵、韓道國之流，作者對他們只有鄙視。在作者心目中，家長應該是西門慶和皇帝這樣的人，是“有產業(yè)的人”。
在《金瓶梅詞話》的開篇，作者的這種思想就清晰地表露出來了，如作者在介紹自己所要講的故事時說：“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個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后不免尸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著綺穿羅，再不能施朱傅粉。靜而思之，著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關產業(yè)。驚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說時華岳山峰歪，道破黃河水逆流！”這段話前面所介紹的是故事的大致情節(jié)：一個女人與人私通，最后被殺了。作者對這個女人的死并沒有多少同情，“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這句話本身就是這種態(tài)度的表現。而下一句“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關產業(yè)”卻有著濃厚的感情色彩。“堂堂六尺之軀”、“潑天關產業(yè)”都是作者對男性的贊美之詞，而這個被贊美的主人公就是西門慶。其言外之意是“堂堂的”、“有產業(yè)的”男人因貪戀女人而付出生命的代價是完全不值得的。要注意的是，作者提及“潑天關產業(yè)”，這說明作者對“產業(yè)”問題是十分重視的。這和晚明的社會風尚密切相關，晚明是一個崇尚經營致富的時代，也是被稱為“治生”的時代，而與治生相對的觀念就是“齊家”。“治生”指的就是奔走經營，發(fā)家致富。在晚明那個時代有產業(yè)的人才有社會地位，才能受到人們的尊重。此段最后一句：“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一連四個排比句，突出那個有著“潑天關產業(yè)”的男人死后妻離子散的悲慘。作者似乎被自己的故事所感動，認為自己說的是個十分可悲故事，可以“說時華岳山峰歪，道破黃河水逆流”。
作者對“堂堂”的、有“潑天關產業(yè)”的男性的情感如此曖昧，對其死充滿著同情。這就是說，作者對這個男人的偷情之事并不是看得很重的，其所看重的是這個男人的死。言外之意，這個男人是比那些與之偷情的女人要重要得多。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封建社會大男子主義的表現，但本文并不認為如此。實際上這是作者思想感情的體現，在作者心目中一個堂堂的有產業(yè)的男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是一家之長，而他的不幸死亡，必將給一個家庭帶來滅頂之災。所以，男人，一個做了家長的男人，在作者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而其所要教育的對象就是這樣的男人。在《金瓶梅》中作者就是想以西門慶和宋徽宗這兩個不稱職的家長為例，給那個時代所有類似的男性家長做個勸誡。作者想通過展示這兩個人物放蕩不羈的生活和極其可怕的后果，讓那些有家業(yè)、有產業(yè)的男性知道自我的約束，從而在行動上符合天理。這是作者寫《金瓶梅》真正的目的所在。故本書提出《金瓶梅》是寫給有產業(yè)人的教科書，是從反面講治家和治國的道理。
為了更好地說明治家與治國的道理，《金瓶梅》中還寫出一些理想人物。如對西門慶來講，作者寫的好女人是吳月娘、孟玉樓，壞女人就是潘金蓮、龐春梅、王六兒；好朋友應該是王杏庵、黃通判，而不是應伯爵、謝希大、吳典恩之流；好家人是安童、李安，而不是來保、韓道國之流。對國家來講，好的臣子應該是宇文虛中、曾孝序、陳文昭，而不是蔡京、蔡蘊之流。好的家長應該“持盈慎滿”，而不是像西門慶和宋徽宗那樣把精力用在過度的淫亂和奢侈的生活上。
人們常說《金瓶梅》的世界是一片漆黑，這個觀點并不正確，在《金瓶梅》中是有理想人物的。如宇文虛中、曾孝序都代表著作者對理想官員的期待。吳月娘、孟玉樓代表著作者對理想女性人物的期待。而李安和安童代表著作者對理想下人的期待。而在政治理想上作者期待著堯舜一樣的明君。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王國，是人間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