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國之悲歌
第二節(jié) 國之悲歌
《金瓶梅》對北宋歷史的書寫是帶有深刻的歷史反思精神的，是借“宋”寫“明”，是以預言的方式來警告國人“國之將亡”。笑笑生這位明代的作家以北宋的滅亡來警示世人，這一點非常像19世紀的英國作家狄更斯所寫的《雙城記》。狄更斯寫《雙城記》的目的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的慘烈，來警告英國的當權者不要對百姓壓榨過甚，否則將引起像法國一樣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結果將要血流成河。在這種類比中我們發(fā)現(xiàn)，任何一部思想深刻的文學作品對歷史的描寫都帶有著對現(xiàn)實社會政治的隱喻作用。正如現(xiàn)代歷史學家們所說“一切歷史實際上都是當代史”。
笑笑生創(chuàng)作《金瓶梅》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黑暗的時代。此書寫于明萬歷時代的中期，而萬歷皇帝本身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昏庸的帝王之一。萬歷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有三十年不出早朝，不理政事，其政府幾乎癱瘓，國家一片混亂。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引起了眾怒，朝野上下掀起一股罵皇帝狂潮。如當年的河南道御史馬經(jīng)倫就曾直接上書皇帝說：“皇上之不郊、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為失人君之職。”“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為甚。”大理寺評事雒于仁更是痛斥皇帝“酗酒”、“戀色”、“貪財”、“尚氣”。其言詞之激烈、情緒之憤慨，簡直到了痛罵的地步。當時的首輔沈一貫在《請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記述了萬歷二十六年的情景說：“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shù)，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啟奸雄之心，開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聳動，蓋緣眾懷怨憤喜于聽聞耳。”笑笑生的《金瓶梅》創(chuàng)作于萬歷十年—三十年間，可以說正處于萬歷時期全社會對皇帝謾罵最為激烈的時刻，本書認為《金瓶梅》寫北宋的滅亡最為明顯的政治目的就是為影射當朝皇帝，影射皇帝手下的奸臣。
《金瓶梅》故事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yè)，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此話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皇帝本人。在第七十回作者更是寫道：“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仿佛如金陵陳后主。”孟商王、陳后主都是亡國之君。寫皇帝是“亡國之君”，這是對皇帝最為激烈的抨擊和謾罵。
《金瓶梅》的故事是從北宋的亂寫起，到北宋的亡而終，從亂到亡，歷時共十六年（《金瓶梅》整個故事時間應該是二十二年）。北宋滅亡前的這十六年時間，構成《金瓶梅》這部小說獨特的歷史風貌。笑笑生把“金瓶梅”的故事鑲嵌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其本身就是深有寓意的。《金瓶梅》與《水滸傳》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水滸傳》雖然是一部專寫農(nóng)民起義的作品，寫的也是宋代的事，但它沒敢直接把矛頭指向皇帝，而且在作品的結尾處，作家對皇帝充滿了期望。《金瓶梅》不是如此，它不僅開篇就把天下大亂的原因歸罪于皇帝本人，而且在第七十回如此直露地謾罵皇帝，明顯看出《金瓶梅》的思想比《水滸傳》更為激進。
《金瓶梅》寫出一個國家衰敗的過程，它是一部“國家的悲歌”。在寫北宋滅亡的歷史時，作者把批判的矛頭更為激烈地指向了以蔡京為首的奸臣。并以蔡京這些權臣的榮辱為骨架，勾勒出北宋滅亡的整個歷史過程。作者重點書寫的是這些奸臣的兩大罪惡：一是奉承；二是唆使皇帝奢侈淫逸。作者認為這是導致北宋這個國家滅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 《金瓶梅》中的“奉承”
“奉承”是作者在《金瓶梅》中所寫出的一種最為普遍的社會“惡俗”，是彌漫于整個社會的一種風氣。奉承就是溜須拍馬、阿諛奉迎以討主子喜歡，并以此換取利益。在小說中，最會奉承的人物是幫閑應伯爵。應伯爵是西門慶最好的朋友，西門慶待他如親兄弟一般。但是西門慶一死，這個應伯爵馬上就背叛了西門慶，投靠于張二官，并把西門慶家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張二官，還唆使張二官娶了李嬌兒，慫恿張二官再娶潘金蓮。應伯爵前后判若兩人，這是作者對這類奉承之人“陽奉陰違”品性的揭露。
我們往往以為《金瓶梅》寫奉承的目的，僅僅在于揭示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虛假，其實作者寫奉承還有更深刻的含義。它意在揭示出在政治圈內(nèi)，在官場上奸臣之所以能得到皇帝的寵信，就在于他們善于奉承。所以《金瓶梅》寫奉承，不單是揭露小市民的虛假，而是有深刻政治目的的。作者寫最善于奉承之人是應伯爵，所對照的就是當朝宰相蔡京，而暗指的是嘉靖年間的宰相嚴嵩。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作者第一次寫到的國家政治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就是宇文虛中劾倒了奸臣楊戩，起因是“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fā)救兵，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北虜犯邊”本是一件軍事事件，這件事表面上看來是一次戰(zhàn)爭的失利，但是，在宇文虛中的奏章里卻深刻地指出軍事的失利根子在政治，其矛頭直指蔡京：
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幞頭象簡，俯伏金階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祀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箓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圣，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
本來是國難當頭，民不聊生。而蔡京這個當朝宰相在朝拜時卻是一句實話都沒有，所說的都是歌舞升平的奉承話。我們說奸臣誤國，而奸臣誤國的方式就是奉承，而奉承的手段就是粉飾太平以討皇帝的喜歡，而背后卻是陰險毒辣的計謀。
《金瓶梅》中奉承之道橫行。蔡京奉承的是皇帝；西門慶所奉承的是蔡京；應伯爵奉承的是西門慶；就連李桂姐這個妓女都知道奉承西門慶，因此拜吳月娘為干媽；西門慶手下的伙計韓道國以妻子王六兒的身體來奉承西門慶。這個時代正如應伯爵所說：“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著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們隨機應變，全要似水兒活，才得轉出錢來。”
奉承之人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錢和勢。在第十七回中四大奸臣中倒了楊戩、王黼，而“蔡京姑留輔政”。在第三十回中作者就讓我們看到蔡京真正的嘴臉。在這一回，西門慶給蔡京送去豐厚的生日賀禮：“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揀銀仙人……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shù)溃嬝摺睢⑼⒉趟膫€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jīng)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臣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
在此作者寫政治不是用隱筆，而是直接寫出。“奸臣居臺輔”明指蔡京，影射的就是嚴嵩；而“中原血染人”指的就是奸臣當?shù)绹冶赝龅慕Y局，暗示明朝將重蹈北宋滅亡的結局。
蔡京以奉承之道欺騙皇帝，而對忠臣就是無情打擊。在第四十八回蔡京上本“七件事”，忠臣曾孝序堅決反對：“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從曾孝序的奏章里我們可以看出蔡京上奏的“七件事”就是為皇帝斂財，而使民力將殫矣，國家邊防更是難保。但其結果卻是：“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猖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陜西慶州知州。陜西巡按御史宋圣寵，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圣寵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由此可見，在第十七回作者借宇文虛中之口說蔡京是“讒諂面諛”、“中傷善類”，所說的就是奸臣對國家的危害。
二 唆使皇帝奢侈
如果說蔡京是以無恥的奉承和“七件事”來于取悅皇帝，而另一個奸臣朱勔奉承皇帝的方式就是唆使皇帝大興土木，建艮岳，取花石綱。在第六十五回主管皇家磚廠的黃主事在西門慶家說出了這一事件：
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綱，運船陸續(xù)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云萬態(tài)奇峰——長二丈，闊數(shù)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shù)號船只，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
《金瓶梅》的作者說國之將亡，罪在皇帝近奸臣、事荒淫。建艮岳、取花石綱就是皇帝荒淫的表現(xiàn)。在第六十五回安忱到西門慶家，這個主管興修水利的官員一番話更表現(xiàn)出這件事對國家的危害：“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
天下如此混亂，但在第七十回皇帝卻說：“奠安艮岳，以承天眷，朕心嘉悅。”并對所有奸臣大加獎賞。在這一回里作者借西門慶的視角來描寫得到升官晉爵的朱太尉之氣勢：“轎是八抬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著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四指荊山白玉玲瓏帶，腳級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回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群跪在街前。”
朱太尉升官，群臣來賀，大擺賓宴。在此作者憤怒地寫道：“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官居一品，位列三臺。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齊……虎符玉節(jié)，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傀儡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游，盡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diào)和燮理，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一味能趨諂逢迎”，這是作者對朱太尉的總結，在上文說過奉承是奸臣的通用武器。“吹噓驚海岳”這是作者對太尉之流的嘲諷。“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是寫此事對民之害。而“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是寫此事對國之害。而太尉的實質(zhì)是“人間富賈無雙”，說的是朱太尉利用取花石綱來中飽私囊，富貴無雙。
在太尉的慶功宴席上，作者借戲子的唱詞，把對奸臣滿腔的憤怒表達出來：“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苦求謀都只為一身之計。縱奸貪那里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命必危。妬賢才，喜親小輩，只想著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wǎng)恢恢！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哪里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杰把世迷。隔靴空揉癢，久癥卻行醫(yī)，滅絕了天理！”在這一段里，作者用“滅絕了天理”這樣憤怒的語言來表達對奸臣的憤恨。
《金瓶梅詞話》的第七十回，是作者的政治態(tài)度最為鮮明的一個章回，在此回中作者對貪官的批判達到最高峰。在作者的筆下所有貪官一一亮相，而作者對他們的謾罵也最為尖刻。最后作者寫道：“權奸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圣遠蒙塵。”這幾句話就是作者以北宋滅亡為鑒，總結出來的北宋滅亡的經(jīng)驗教訓，這也是此書最為深刻的政治主題所在。
蔡京等奸臣最后的結局是在書的第九十八回由韓道國嘴里說出：“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jiān)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后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圣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fā)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chǎn)抄沒入官。”盡管奸臣被除，但國家已空，無半點回天之力了。在此作者以最迅速的筆調(diào)寫出這個國家的滅亡：“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亂中原。”最后“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拜宗澤為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
人們常說《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說，但從其對北宋滅亡的書寫來看，它應該是一部寓意深刻的政治小說。作家在總結北宋滅亡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時想指出的是：異族的侵略只是個外因，而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內(nèi)部，是在其皇帝身上。因為這個皇帝“喜奉承、近奸臣、事荒淫”。這與西門慶家族的垮臺是一樣的。西門慶的縱欲無度是生理上的消耗；而皇帝的荒淫，是對國家的消耗。由此西門慶和皇帝是個明顯的類比：如果說是女人吸干了西門慶的“精髓”；而蔡京、朱勔等奸臣就和潘金蓮、李桂姐之流一樣，他們吸干了國家的“精髓”。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瓶梅》大量地寫性事，也是深有寓意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金瓶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國之悲歌”。
《金瓶梅》以一個廣闊的歷史空間構架起此小說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在這個時代的背景之下，作者演繹了西門慶的歷史命運，其寓意更加深刻。任何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都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尤其離不開他所在時代的政治背景和時代精神，這是巴爾扎克在其《人間喜劇》中給我們的啟示。事實上，《金瓶梅》這部寫于16世紀的中國古代小說，在這一點上早就身體力行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笑笑生是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
“說興亡”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tǒng)，無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有這一思想，這也表現(xiàn)出中國百姓強烈的參政意識。《三國演義》中的國家之亂，是由于漢室皇帝寵信宦官引起；《水滸傳》中國家之亂是因奸臣當?shù)溃杀问ヂ牐弧督鹌棵贰分袊抑畞y在于皇帝自身的素質(zhì)：無能而喜歡奉承、荒淫而奢侈。所以說《金瓶梅》是謾罵皇帝的作品這并不為過。再者，《三國演義》中的奸臣是被閹割的太監(jiān)們；《水滸傳》中的奸臣是高俅等無賴小人；而《金瓶梅》中最大的奸臣是大學士蔡京，其奉承之術更加高明，其貪財之道更加的巧妙。他還有一個龐大的文官集團聽從調(diào)遣，連東平縣府尹陳文昭、開封府尹楊時這些極清廉的官員都不得不給他面子，更何況蔡蘊這類蔡京的“假子”之流。以蔡京為首的貪官集團，體現(xiàn)出晚明時期整個“文官體制”整體的崩潰。而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中最為基礎的統(tǒng)治階層、操縱這個國家運轉的，恰恰就是這些“文官”們。《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看到了統(tǒng)治階級在最基礎的根源上出現(xiàn)了腐爛，看到了國家真正的危機所在。這種危機從根本上講是儒家文化的危機，而其實質(zhì)是信仰的危機，也是全社會的危機。因此《金瓶梅》以家國一體這種方式來寫作，從根本意義上來說，也是對儒家精神回歸的呼喚，而這一點卻是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