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曰：這一回寫一百年前讀書人做官的一條道路，實是一部長篇小說的材料，壓縮下來像個干癟的木乃伊，很不像話，但又省略不得。明眼人自可從這里覺察出前朝、后朝，父與子，經(jīng)歷的過程現(xiàn)象不同，道路是一樣的。磨洗今朝即可見前朝模樣。所以這一回又是世紀兒的影子，預示本書沒寫到的故事。

仍為代擬回目如下：

舊影現(xiàn)前朝讀書種子

新潮觀后世官宦人家

這位縣官的一生是清朝末年一小部分封建知識分子的經(jīng)歷途徑。

從出身追本溯源，他并不是出于世代書香門第，官宦人家。

在明末清初的農(nóng)民大起義中，他的遠祖一家從四川出來，最后流落到安徽S州的F縣。這名義上屬于州官管轄的縣，其實縣治只是河岸邊的小鎮(zhèn)，同所屬的鄉(xiāng)間集鎮(zhèn)差不了多少。離縣治不過五里路就是一些小山頭環(huán)抱的谷中盆地。這家人就在這里定居下來。大概是依靠全家人的勤勞開荒，這片山地居然漸漸變成生長糧食和果樹的小桃花源。這家人也繁殖成為一族人。他們占據(jù)了這個小山區(qū)。山中并無一家外姓。這塊地也一直沒有名字。全族務(wù)農(nóng)，也不鬧事。縣官衙役只管收錢糧；因出息不大，并不打他們什么壞主意。這一族人口增長也不快，盡管分家再分家，卻總是靠開荒種地過日子，兼并還談不上。地又少，又在山窩里，又是只有一姓，因此外來的別的族的滋擾也幾乎沒有。所以這地方就是以他們的姓為名，加上一個山字，外面人再給加上一個窮字。“窮山K家”就這樣經(jīng)過了清朝直到民國，三百年間緩緩發(fā)展，地擴大了，人增多了，情況卻基本上沒有大變化。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時，這個窮山溝里竟沒有劃出一戶地主，只有一戶被劃為富農(nóng)，其余都是中農(nóng)和貧農(nóng)，還有在本地和到外村去當長工的雇農(nóng)。這里識字的人很少。有一個小小私塾，但教書的也不能算是知識分子，老師也不識多少字，還是靠種幾畝莊稼為生。學生是一些小孩子，念幾年，最好的能記賬并寫幾句半通不通的信，就不念了。從沒有人想到讀書應考做官。好武的人倒有過，在太平天國時期有人曾出山去參加打仗。結(jié)果是都沒有回來。在起義的太平軍和捻軍以及合肥李鴻章率領(lǐng)下的保清朝鎮(zhèn)壓革命的淮軍中，兩方面都沒有出身于這山窩的人當上什么頭領(lǐng)。這里的人為生活而勞累，他們的勞累又剛足以維持生活，正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社會，商品關(guān)系只是到附近縣城（其實連城墻都沒有）去賣山貨和買工具及很少的生活用品。到民國時期，這里還有人用火鐮石生火。這的確是一個閉塞的小天地。上文說的那位縣官曾經(jīng)捐出二百兩銀子，交給族長，要蓋祠堂，修家譜，結(jié)果是一場空。這一族的歷史只有口頭傳說和不完全的未修成的家譜的序言草稿。

這一大段寫廣大中國山區(qū)中一個小地方的千年縮影。城市化后，這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大約在清朝道光年間，鴉片戰(zhàn)爭之前，這一族中有一小戶搬了出去。這是一家五兄弟中最小的弟弟。說不清究竟當時為了什么原因，也許是家務(wù)糾紛，這個讀過一點書的小兄弟遭到歧視，就帶著家眷搬到了三十里外的S州城里。逢年過節(jié)他們還回來祭掃祖先墳墓，但他們在這山窩里已沒有田地房屋，再不回來種地了。

這個小兄弟在城里可能是靠親戚的幫助居然扎下了根。城里東北角有一片農(nóng)田，田邊有座東岳廟。廟旁是菜園。他家在這里修蓋起了幾間草房。不久以后，房子前后左右都成了菜園。房前面的菜畦是他家的，再過去是一處小池塘，再往前就是北城墻，城外的山遙望著他家的大門。房子蓋得很小，卻很結(jié)實。盡管是半磚頭半土坯做的墻，茅草蓋的頂，年年都要修，竟然一直維持了一百年左右，到抗日戰(zhàn)爭中才全部倒塌。

這個小兄弟只有一個兒子，他便全力支持孩子讀書。這孩子念書還不錯，竟能考進了“學”，成了全族中第一個讀書人。山里的人對他們也改變了看法。他們雖然認為棄農(nóng)棄山去進城讀書不合傳統(tǒng)，也不相信他們的后代能有爬進官僚群中坐轎子的命，可是仍不能不承認族中出了一個讀書能見到縣官的孩子是個光榮。這個孩子考上了秀才以后就沒有再上升。他既沒有到府里和南京去應更高級的考試的經(jīng)濟條件，也沒有考取舉人的野心和自信，能在城里和當?shù)厣蠈尤耸科狡鹌阶褪呛芨叩男疫\了。他卻沒有料到這幸運是要他付出生命代價的。

為什么這家人要離鄉(xiāng)進城？是全族不容嗎？那又為什么？留下一個謎，無人能破了。但由這位后代念念不忘捐錢修祠堂，修家譜，而族長收下銀子不肯修，也就可以說是露出蛛絲馬跡了。這種情況，今日少年只怕更難明白了。然而修祠堂拜祖墳以自稱子孫為榮的事斷了嗎？漂流海外者如此自有思鄉(xiāng)道理，海內(nèi)如此為了什么？

太平天國末期，這一帶的仗打得很厲害。皖北出了一個反復無常的苗沛霖。他是個舉人，卻投了太平軍，見清軍得勢又投清軍。當他打著太平軍旗號攻打S州城的時候，城里的州官集合人守城，把一些紳士，包括教書秀才，也拉來幫助守城指揮作戰(zhàn)，以壯聲勢。這位從山中來的農(nóng)民族中的秀才也在其內(nèi)。城一破，他死了，尸骨無存。清朝一勝利，撫恤為皇帝效忠的人，他當然在內(nèi)。除列入縣志，明令褒獎等等以外，還給他的獨子一個恩賞的功名，一個未經(jīng)考試而得的秀才頭銜，貢生。這個獨子卻也奇怪，竟不肯借此進一步應考，也不肯利用這個去走動官府，卻躲在家里不出來，只極力培養(yǎng)他的下一代獨子。他自己四十多歲就死了。他的獨子卻考取了秀才，又補上了稟生，每月有官費，而且有資格給考秀才的童生做保人以取得報酬。他于是成了教私塾的教師，還常常作些詩文，有了點名氣。菜園當然是雇工去種了。這位完全成為知識分子的正是前面說的那位縣太爺。他不滿足于小縣城中“才子”之一的小名聲，離開了本鄉(xiāng)本土，到晚年竟然做了清朝末代皇帝的一任末代小縣官。他怎么做上官的呢？這也是說來話長。

官者管也。管人又被人管。對下，“頤指氣使”，“生、殺、予、奪”。對上，“多磕頭，少說話”。“何前倨而后恭耶？”

他三十歲作的《自壽》詩中有兩聯(lián)對句說：

小陽春好光陰速，大母年高奉養(yǎng)難。

妻子安貧情共適，弟兄無福影尤單。

那時他還有點像他父親那樣自甘守住家門的神氣。可是家中情況有了變化。他家三世單傳（指男的，不算女的），都是獨子，他那時卻生下了五個兒女；偏偏又是“妨妻”的命，一連死了三個妻子。大兒子雖然早早考上秀才，卻也是“妨妻”，同父親一樣，娶一個，死一個，留下孩子；娶到第三個時，共有了一兒一女。人口增加，婚喪不斷，兩個窮秀才教書加上半畝菜園還要雇人種，經(jīng)濟上不大能自得其樂了。他在母親故去和兒子成立以后，快要四十歲了，就離開家到附近幾個縣去找出路。初次出門，帶錢不多，幸而在封建社會中親戚朋友關(guān)系還起點作用。他在這次的《浪游日記》中寫道：

“……登舟時，表弟忽來送行，贈銀蚨八元。可感也。”

在這“浪游”的幾年中，他認識了一些朋友，知道了一些在外“應酬”的門路。有當時他作的一首十足酸秀才氣的《贈友》詩為證：

天涯有客感離群，無限春愁托暮云。

別緒時邀花共語，閑情偶借酒微醺。

半生漂泊空憐我，一字推敲幸有君。

喜締新交勝舊友，聯(lián)床徹夜話殷勤。

詩不佳。但出自學作“試帖詩”的秀才之手也算難得。當時龔定庵（自珍）的詩還不大流傳。一般人熟悉的是《隨園詩話》。那書提倡“性靈”，好比后來怎么想就怎么寫的白話詩。這里引的詩正是此體。這也不是高雅文人所謂“同（治）光（緒）體”。

他就這樣在鄰縣有錢人家中教家館。大兒子也在家教書。甲午年（1894）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他有個不知什么關(guān)系聯(lián)上的老師，姓戴，在軍中做官，邀他前去。他自認是“驛馬星動”，欣然上路往天津趕去轉(zhuǎn)海道。不料人還未到，那位老師已隨丁汝昌、鄧世昌殉國而死了。這只使他在詩稿《天籟自鳴》中留下一首哭戴老師的七言古詩和詩前面的序。不過他這一趟路也沒有白跑。因為他遠來為師理喪，幫助老師的家屬和親友做了點事，竟由此得到與已故老師有關(guān)聯(lián)的人推薦給一位S“軍門”去教家館。稱為“軍門”，實際也不過是個中級軍官，但官總是官。他在這位軍官家中當了家庭教書先生兼作點私人秘書的業(yè)余工作。仗著他的“八行”（那時信紙行款是一張紅紙分為八直行，所以書信也叫“八行”）還來得，駢散體裁和行款都熟悉，一封信從切合身份關(guān)系的稱呼后的“恭維……”起，到問候什么“安”止，連“抬頭”“落款”，都是能恰恰寫兩張，一行不多，一行不少。其實說事情的話只有三兩句，余下的盡是浮文套語，不過各種說法等級不同，必須切合雙方關(guān)系，用錯便成笑話。正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在讀書人都只學八股文、試帖詩的時代里，會寫應酬信也是一種能耐。他在經(jīng)書、詩、文、八股之外還有點雜學，能談兵，談“經(jīng)濟”（古時指政治，包括理財），也能引幾句《綱鑒》嚇唬外行，還會星命占卜，談“奇門遁甲”“大六壬”“文王課”乃至“天文”（看星象）、“地理”（看“風水”即看“陽宅”“陰地”），甚至記得幾個驗方，有一部《驗方新編》。很快他就得到了這位“軍門”的賞識。一次談話中，這位S大人竟關(guān)切地問他的理想前途，慨然答應給他謀一個“卡子”。這真是意外的“栽培”，使他身份一變。原來曾國藩和李鴻章在打太平天國和捻軍時，為籌軍餉設(shè)了很多“厘金”關(guān)卡，在水陸碼頭商旅必經(jīng)之地設(shè)上“卡子”，派一個官吏，帶上差人和扛槍背大刀的兵，攔路抽稅。每一“卡子”按照收入大小估計，定額包交；上級只到時照額要款，不管你實際收了多少稅。自然連收稅帶受賄，這樣的“卡”買路錢的包稅人，除了稀罕出奇或倒霉透頂?shù)拇笊倒弦酝猓瑳]有一個不賺錢的。這差使照例要交錢買，名義當然叫作“捐”或“報效”，其實就是買。又不是人人能買，那就要有勢。“卡子”越大，缺越肥，搶的人越多。這本來是為籌軍餉，所以軍官對此有特權(quán)。一個“軍門”要弄一個小小“卡子”，真可謂不費吹灰之力。果然，不久就代他辦好了一個起碼的“卡子”，地名連現(xiàn)在地圖上都找不到，叫作“二道口”。有個“軍門”的旗號做后臺，他連干了兩三處“卡子”。盡管地方都小得可以，收入總是比教書大得多。于是他續(xù)娶了第四個妻子，把小兒子和三個女兒都接了出來。大兒子不需要再管全家，便也找個機會到了河南。這一家人就由山溝進城里，由小縣出來見世面了。

八股文只是敲門磚。書生要混飯吃，為人用，就得會雜學。清代幕僚是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李鴻章原是曾國藩的幕僚。

要打仗就得籌軍餉。指望清朝政府給漢族人民間自辦的湘軍、淮軍發(fā)餉是不行的。盡管打的是共同敵人，朝廷也不能給不是八旗子弟兵的漢人武裝發(fā)餉，于是自謀生路，創(chuàng)下了隨地征收“買路錢”的關(guān)卡制度，也造成了一種風氣。這也是傳統(tǒng)。

S軍門沒有升大官就去世了。這位包稅人卻連年撈了一筆錢，就照當時清朝的公開賣官條例，花錢“捐班”，買到了一個縣官之職。表面上是因為他本是秀才，有“功名”，比商人捐官不同，實際上是另有門路。那時捐官的多是“候補道”之類，官階較高，花錢也多，名義好聽，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補”上。他要求不高，又不怕邊遠窮瘠。竟得到分發(fā)江西Y州。先在一個小縣里混了一氣，又搜刮了一筆銀子“報效”朝廷，竟買到了“入京引見”。大概是宣統(tǒng)登基的第三年初，他興沖沖地跑到北京，向吏部之類衙門“報效”一番，到午門磕了頭，“望闕謝恩”，拿著“署理Y州知州”“實放W縣知縣”的封官文書回江西上任。得意之余，他作出了一生最后一首詩，其中說，“仰首天顏真咫尺”。其實宣統(tǒng)皇帝溥儀當時才五歲，未必坐在龍廷御座上，他也不見得敢遠看，看也看不見，這不過是在詩中說大話罷了。

捐官買官也是傳統(tǒng)，漢朝就有。這種買賣是，你交錢來，我給你一根貂尾或是花翎，或是什么爵位，給一個品級。以錢得權(quán)，又以權(quán)得錢，循環(huán)不已。

作詩吹牛，何止這一位？

看來官運亨通，不料清朝一旦土崩瓦解。南昌“光復”，他連忙表白贊同。這也不行，江西人要這個安徽人把在江西幾年搜刮的錢全交出來，一文也不許帶走。不幸他得的既不是“肥缺”，又開銷浩大，最后一趟北京來回，從南昌各衙門一直送禮送到北京朝廷，本錢耗盡了，還沒有來得及從老百姓身上撈回，就丟了官，哪里去再弄一筆錢送還江西“老表”呢？江西省幾個督軍爭權(quán)之后，終于孫中山的同盟會的李烈鈞坐穩(wěn)了督軍交椅，于是清算來了。他被扣押，又被抄了家，實在沒有多少錢剩下，走也走不了，也無處走，卜卦也不靈了。忽然聽說孫中山大總統(tǒng)已讓了位，袁世凱當了大總統(tǒng)。老袁是清朝舊臣，是安徽人李鴻章提拔的，又做過安徽人吳長慶的部下，說不定還有點情面。他便起草《上大總統(tǒng)書》，妄想用北京來壓江西。他在上告的書中說，他本人“從未在安徽原籍購買一房一地，如有份外私財，甘受重處”。這倒是不假。他弄的錢哪里去了？他不識時務(wù)，還想花高價買大官做，送禮行賄用光了。

他一咽氣，這一家人怎么辦呢？

評曰：讀此一回如讀清代末朝歷史，只缺了洋人，下一回就出來了。

作者大處著眼，小處著筆，和羅列式及概論式的歷史書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別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