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20日，饒彰風、楊奇一行，經(jīng)過十多小時的航行，終于到達了解放后的祖國南大門——廣州。他們舍舟登岸，趕赴愛群大廈向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報到。

宣傳部長肖向榮、副部長李凡夫親切地會見了他們，饒彰風當即匯報了《華商報》停刊及六十多名工作人員繞道東江游擊區(qū)回廣州的情況，請示新的任務。肖部長十分高興，連連表示南下大軍中搞新聞的干部不多，“你們從香港回來，好極了，全靠你們啦！”這時，華南分局已決定任命饒彰風為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兼南方日報社長，楊奇為副社長，曾彥修為總編輯。肖向榮囑咐：“要盡快出報。南京、上海等地，解放軍進城一兩天，便出報了。”

當時，廣州有條光復路俗稱“報紙街”，不僅集中了《越華報》等幾家民營報館，國民黨主辦的《中央日報》社也設在光復中路48號。在這間陰暗潮濕的四層報館，饒彰風、楊奇與從延安來的宣傳干部曾彥修，以及從東北和晉察冀來的曾艾荻、吳楚碰面了。接下來，饒彰風傳達了肖向榮的意見，并表示自己的主要精力將放在華南分局統(tǒng)戰(zhàn)部，《南方日報》創(chuàng)辦的事就要委托由南下的老大哥同香港和廣東游擊區(qū)來的同志組成的班子來實現(xiàn)了。幾人當下決定：盡快出報。在印刷廠未有擴充之前，由自己排拼版面，委托《越華報》的卷筒機代印。

這天下午，原《華商報》的杜埃、華嘉、姚黎民、劉日波、洪文開、麥慕平等骨干也前來報到了，這家舊報社頓時充滿了活力。可是楊奇實在沒有時間寒暄，這是他到廣州工作的第一天，千頭萬緒有待安頓。作為新上任的副社長，楊奇首先跟原《中央日報》印刷廠的工人見了面。這些樸實的勞動者，剛剛從天字碼頭將國民黨沒來得及搶運到海南島去的全部鉛字和平板機搶運回來。楊奇對他們表示了誠摯的感謝，并且希望工人們恢復鑄字，補充字盤，力爭在22日晚把《南方日報》創(chuàng)刊號排拼出來。

10月23日，當《南方日報》的創(chuàng)刊號帶著印刷機的溫熱印出來時，楊奇捧起八大版，如饑似渴地先睹為快。盡管他是籌備創(chuàng)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清楚整個版面的意圖和每一項采編布置，可是面對一張如此高度濃縮、值得載入史冊的新聞紙，還是忍不住心動神馳。《廣州市軍管會成立，葉劍英、賴傳珠分任正副主任》《南方大學即將招生》《廣州人民廣播電臺已于20日開始播音》……還有《南方日報》的發(fā)刊詞：《新的中國，新的廣東》，這是總編輯曾彥修的手筆。發(fā)刊詞是報社同人的宣言：“本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華南分局的機關報，也是華南人民意志的傳達者，除了中國人民和華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們沒有別的利益。”

當楊奇為親手催生第三份報紙而日夜忙碌的時候，妻子陳夢云也完成了《華商報》的善后工作，帶著女兒從香港來到廣州，被分配在中共廣東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他們正式在廣州安下了家。

《南方日報》創(chuàng)刊之后，華南分局不斷加強對報紙工作的領導，組織架構和干部任用方面都再三斟酌、調整。11月間，由于工作需要，曾彥修、杜埃、華嘉、吳楚先后調出，經(jīng)華南分局批準，楊奇兼任總編輯。1950年3月間，華南分局決定將此時己任宣傳部副部長的曾彥修重新派回報社兼任社長。在報社內部，廣東干部與南下干部團結合作，并肩戰(zhàn)斗。楊奇與曾彥修、趙冬垠、曾艾荻等相處得非常融洽。尤其是楊奇與曾彥修之間，從來都是互相支持，精誠合作。

1950年4月，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新聞界第一次盛會。楊奇代表南方日報社出席。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副署長范長江、徐邁進都作了重要報告。會議主題是：改進報紙工作，加強報紙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楊奇從會議上了解到的情況是，一方面新中國的報業(yè)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另一方面現(xiàn)有報紙的內容和形式與人民群眾的期待和黨的要求比，還有相當距離。胡喬木在講話中指出，主要須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改進：一、聯(lián)系實際；二、聯(lián)系群眾；三、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結束時，中共中央發(fā)布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新聞總署也作出《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這自然就成為南方日報社全面改進工作的準繩。

楊奇回到廣州后，立即向全社傳達。在沙面復興路42號的南方日報社新址內，刮起了一股重視群眾工作的熱風。編輯部把社會服務組改為讀者來信組，由老共產(chǎn)黨員、著名作家黃秋耘負責。一時間，廣大讀者來信來訪量激增，比報社推行這一改進之前翻了四五番，鮮活的群眾呼聲體現(xiàn)到報道和版面上，不時有諸如《廣州市糞溺管理處負責人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廣東省工業(yè)廳鋼鐵機械第一分廠浪費國家資財》的報道見報，明顯地提高了這份華南分局機關報的威信。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報紙絕對不可能辦得到的。楊奇深感自己迎來了報人生涯的新生。

在此階段，楊奇不僅是《南方日報》的副社長，同時還兼任《人民日報》特約記者，也親身參與到了重大的新聞批評報道當中。

《人民日報》1951年8月16日第二版，署名“本報特約記者楊奇”的稿件刊于頭條位置，文長2400字，涉及廣州市衛(wèi)生局在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間建設有機肥料廠失敗，引致國家財產(chǎn)巨大損失的事件。這是楊奇與《南方日報》記者施漢榮一起，到工地和有關方面深入調查之后各自執(zhí)筆寫的文章，施漢榮的“記者調查”則遲一天刊登在《南方日報》上。報道以詳實的數(shù)據(jù)等一手材料，抽絲剝繭地揭出了該廠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草率決策、盲目施工、濫用資金等嚴重問題，引發(fā)了社會的嚴重關注。有關涉事負責人曾經(jīng)去信南方日報社作了辯解，但報社義正詞嚴地予以答復，并按黨中央關于在報上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的精神保護提供材料的人。這宗直接涉及廣州市高層領導決策的事件，終于在見報一年多以后，通過“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新三反”運動，在中共廣州市委舉行的擴大會議徹底解決了，負有領導責任的廣州市副市長朱光在《南方日報》上作了深刻的書面檢討。楊奇與他所領導的《南方日報》一道，完成了一次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報紙關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聞實踐，讓讀者和廣大人民群眾感受到了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在輿論監(jiān)督上的真情實例。而朱光副市長，也顯示了共產(chǎn)黨人坦蕩的襟懷，他對楊奇和報社記者沒有任何不滿表現(xiàn)，直至此后調離廣州，雙方的關系都一如既往。

一場開始于1952年的“三反”運動，也給楊奇留下了終身難忘的經(jīng)歷。因運用私人借款、將《南方日報》創(chuàng)辦初期從香港訂購的新聞紙運到廣州經(jīng)營，在未經(jīng)復查和申訴的情況之下，楊奇就被定為“大老虎”，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三反”運動結束不久，朱光市長以及廣州市檢察署檢察長鄭北辰等人，都關注著楊奇的境況和去向，可是誰也沒有料到，楊奇卻選擇了“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留在南方日報繼續(xù)工作，接受熟悉我的幾百雙眼睛監(jiān)督”。

桌子從社長室搬到報社地庫旁邊的印刷廠辦公室，楊奇當了工廠秘書，一切從零開始。當時位于新基路的南方日報新社址正在興建，楊奇被分配在新印刷車間，參與安裝他經(jīng)手從香港購買的司各脫超高速輪轉機的工程。廣州通用機器廠派到報社干活的七八個工人，成了他的師傅和伙伴。他發(fā)覺自己這個曾經(jīng)當過報刊總編、社長的人，在工業(yè)領域遠遠不如一位工人來得“自由”。楊奇如同以往任何一次進入到未知的工作領域時一樣，虛心地學習著，從幫忙擦拭銹跡、遞送工具開始，仿佛又回到學徒的歲月。不論職位高低，也不論拿筆桿還是握手錘，他都干得盡職盡責。印報設備安裝得十分順利，六十天內全部完成，并且一次試車成功。當《南方日報》從高速輪轉機里如瀑布般源源瀉出時，楊奇的興奮與喜悅不亞于在羅浮山上第一次使用平板印刷機。

可是在楊奇的內心深處，離開黨組織始終是最大的痛苦，他用自己的實際表現(xiàn)一步步重新靠近組織。由于工作出色，楊奇的行政職務不斷提升，從印刷廠部先后調到編報組、新聞部，隨后又調任報社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終于到了1958年6月13日，楊奇在報社黨支部全體共產(chǎn)黨員一致舉手通過的情況下，被黨組織重新接納為黨員。重新入黨后，向組織委員方亢繳交黨費時，楊奇捧上一個大信封，里面裝著他被開除黨籍后的六年零三個月當中、每月發(fā)工資時攢下一元錢集納成的“特別黨費”，令人動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中共廣東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再次調查復議楊奇的專案，尋找到關鍵當事人予以澄清，最后認定：楊奇在解放初期，經(jīng)組織同意，運用私人借款經(jīng)營紙張生意，以解決《南方日報》社的實際困難，取得較好的經(jīng)濟效益。楊奇當年把較多利潤歸到其兄名下的錯誤是一種侵占行為。但“‘三反’運動中，華南分局紀委把楊的錯誤定為‘挪用公款，私做紙張生意，貪污國家財產(chǎn)’，定性不夠準確，給予楊開除黨籍的處分也偏重。經(jīng)報省委常委會批準，將1952年華南分局給予楊奇同志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為留黨察看兩年，并按時恢復黨員權利，延續(xù)其自1941年至1958年6月重新入黨前這段黨齡”。

至此，楊奇曾經(jīng)一度失落的六年零三個月黨齡，終告完全恢復了。

【特寫】南北二人親如兄弟

曾彥修，是《南方日報》創(chuàng)刊時的總編輯，他與任副社長的楊奇，一個是從延安南下的干部，一個是從香港回來的報人，一個主管編輯部，一個主管經(jīng)營管理，卻從來沒有什么矛盾，親如兄弟。兩個人在同一個房間工作，在同一幢宿舍居住，在同一張桌子吃飯，什么事情都能商量著解決。

曾彥修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參加革命。1949年南下時，原定由他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但第一書記葉劍英考慮到廣東的新聞干部沒有辦黨報的經(jīng)驗，要他先做一個時期《南方日報》總編輯。方方也對他說：“楊奇的辦事能力很強，你抓文字，他抓行政，這一攤我們就比較放心了。”

《南方日報》創(chuàng)刊不久，在宣傳上即遇到一個難題。那時由于財政十分困難，物資匱乏，財經(jīng)委員會決定華南地區(qū)全部暫停對所有職工發(fā)放年終“雙薪”，并且要在報紙上發(fā)表消息。從報社這方面考慮，如果單發(fā)這一消息，很可能引起群眾不滿，曾彥修同楊奇、杜埃等人都為此事作難。后來，楊奇提議曾彥修寫一篇社論解釋一下，曾彥修立即表示同意，于是趕寫了一篇《同甘共苦，渡過艱難》配合消息發(fā)表。事后知道，很多國營企業(yè)就是根據(jù)這篇社論對職工進行思想教育的。

另一件事，是香港一批愛國同胞代表第一次于解放后回廣州參觀，沿用過去通常的稱謂，叫做“香港僑胞回國參觀團”。曾彥修看到原稿后說：“這樣叫法不行。香港同是中國的領土，怎能叫做‘回國’呢！香港居民也是‘同胞’，怎能叫做‘華僑’呢！”他與楊奇等人商量，一致同意改稱“香港同胞回穗?yún)⒂^團”。同時與新華社和其他新聞單位聯(lián)系，建議統(tǒng)一步調。跟著，由楊奇與華南分局統(tǒng)戰(zhàn)部聯(lián)系，并將此事報告了北京。正是從此開始，全國才不再使用“香港僑胞”這一稱呼的。

曾彥修離開廣東后，曾經(jīng)寫過一篇長文，題為《廣東“地方主義”與海外奇談》。他根據(jù)自己在華南分局工作和出席會議的了解，認為方方、古大存等都是黨的老干部，“廣東根本沒有什么‘地方主義’，根本不存在排斥外來干部、南下干部、大軍干部的情緒和行為。要說有，簡直是海外奇談，純粹的無中生有”。他還以《南方日報》為例說：“我不懂辦報，楊奇是老行家，什么大小報都辦過，可是我的名次在楊奇之上，我們合作親如兄弟……”

到了“三反”運動后期，曾彥修奉命從土改前線返回報社，當晚開支部大會，本來要他就楊奇被打成“大老虎”一事講話，但曾彥修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流淚。因為他對楊奇的歷史很了解，根本不相信楊奇會是“大老虎”。待到運動過去，曾彥修就曾經(jīng)向葉劍英、方方兩位領導建議，主張讓楊奇官復原職，再任南方日報社副社長。

后來，曾彥修回到北京工作，楊奇則去了香港，兩人天各一方，卻沒有影響互相的肯定與惦念。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南方日報》為紀念創(chuàng)刊40周年而組織座談會，邀請曾彥修，他認真地問：“楊奇能不能從香港請假回來參加？他如果來，我一定去；如他不能回來，我便不去了，因為創(chuàng)刊時主要領導工作的十分之九是他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