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藝術(shù)家秦怡

世上有哪一個演員，一生演了數(shù)不清的戲，獲得了數(shù)不清的獎，拉一張單子，一行行、一項項，密密麻麻，到了96歲還出演電影，97歲還上臺“要為了人民——把電影一直演下去”？

有，那個人就是秦怡，一生活出了三生的精彩。

201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為了采制45分鐘的央視節(jié)目《新聞?wù){(diào)查——重慶大轟炸》，我們攝制組專程趕到上海，在老城區(qū)一個老院子里的普通三居室——秦怡的家，見到了這位世界知名的東方女神。

我采訪的主題直奔“抗戰(zhàn)”。

1937年到1944年，您從上海出逃，經(jīng)武漢，到重慶，要當兵、要抗戰(zhàn)，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本飛機的大轟炸，后來，怎么開始演戲、開始拍電影……？

面對一個93歲的老人，我承認我曾經(jīng)擔心，擔心她的反應(yīng)、她的表達，因此特別設(shè)計了好幾種采訪的方案，想著慢慢地進入、小心地迂回。比如從“今天的輝煌”慢慢說到“當年的怯懦”；從“扛槍打仗”慢慢引到“用嘴抗日”；還有一個“漂亮的女明星”如何曾兩度嫁人、遍嘗苦果，最后只落下……

不過，我的采訪設(shè)計一上來就被證明是多余的。

秦怡哪里容得下我慢慢地來！

多少次，我的問題剛問到三分之一，秦老就立刻明白，不用迂回，不用斟酌措辭，搶過話頭，馬上回答，毫無遮掩——70年的時空，她像拉手風琴，展得開、推得進——崇山連綿、隔空跳躍，拉得我不曾想見、淚笑不止、驚喜連連。

歲月年輪

1931年9月18日，夜，已經(jīng)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guān)東軍經(jīng)過精心策劃，由鐵道“守備隊”先炸毀了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人修筑的南滿鐵路路軌，再嫁禍中國軍隊，并以此為借口，炮轟中國東北軍的北大營，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開始了對中國東北人民長達14年的奴役、殖民統(tǒng)治。面對這一強盜行徑，中國人燃起了胸中的第一把怒火。

6年后，1937年的7月7日，又是一個漆黑的夜晚，駐屯在北平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尚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的軍事演習，并詭稱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蹤，要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zhèn)）搜查，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日軍遂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fā)動了進攻，這就是著名的“盧溝橋事變”。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對善于玩陰謀的日本侵略者展開了頑強的抵抗。

緊跟盧溝橋事變之后，同年8月13日，蔣介石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為“由東向西”，以利于長期作戰(zhàn)，在上海采取了反擊戰(zhàn)役，史稱“淞滬會戰(zhàn)”。投入這場戰(zhàn)斗的中國軍隊皆為精銳之師，共計70余萬人，日軍才20萬人。2020年隆重上映的電影《八佰》記錄的就是淞滬會戰(zhàn)末期，國民革命軍第88師524團留守在上海租界近旁的四行倉庫，孤軍奮戰(zhàn)，人人慷慨赴死，一直堅持了4個晝夜，目的就是以中華“血肉的犧牲”喚起國際社會的“正義支援”的故事。

三把怒火讓中國有志青年再也無法安身于平靜的生活，很多人告別了自己的家庭、故鄉(xiāng)，奔赴抗日戰(zhàn)爭的第一線。《義勇軍進行曲》盡管是為1935年拍攝的電影《風云兒女》創(chuàng)作的主題歌，但歌曲的心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卻凝聚著那個時代全體華夏兒女的悲壯與激情——

一 上海、武漢、重慶

秦怡就是在淞滬會戰(zhàn)之后，從上海出發(fā)，不顧自己封建大家庭的反對，跟幾個要好的姐妹一起來到了武漢。

為什么先到武漢？

在武漢她原本想做什么？

在秦怡的客廳，攝影師把她安排在一大兩小三個沙發(fā)靠左手邊的小沙發(fā)里，我則坐在大沙發(fā)左邊的一角，這樣秦老跟我就有了差不多45度的“面對面”。因為要雙機拍攝，客廳不大，只有十幾平方米，這樣的安排是出于無奈。

“原本在上海，我也是要打仗的。”秦怡這樣說，遠超出我的想象。

“您？原本是要打仗的？”

“四行倉庫我曾去過，還跟當兵的學過打槍，長槍、小口徑步槍和手槍。”

為什么秦怡小小年紀要扛槍、打仗？我知道她從小就讀的可是教會學校。我疑竇叢生。

秦怡搶過話來說：“那沒有什么好奇怪的。抗戰(zhàn)時期，我們年輕人不管什么出身，也不管是男是女，人人心里想的都是不做亡國奴。我和大家一樣，第一個人生愿望就是去參軍。當時也分不清什么是國民黨、共產(chǎn)黨，只要有人組織上戰(zhàn)場，給發(fā)槍，我就去！”

“那是時代的召喚？”

“對！”

“可您后來，為什么先去了武漢？”我又問。

秦怡：“‘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后，上海沒法待了，南京發(fā)生大屠殺慘案后，也沒地方殺鬼子了。我們當時聽說武漢還要打保衛(wèi)戰(zhàn)，還有軍隊，就奔去了武漢。”

“哦。那是怎么去的？”

“逃啊。當時我是從家里逃出來的。家里反對，怕我年紀小小的出去了怎么辦，在外面死掉了怎么辦。不逃就永遠也走不脫。”

“那具體是怎么逃的？”我追問。

“我跟一個同學，是一個比我大一點的姐姐，我們準備坐船出發(fā)。但我們逃得很不順利，快到碼頭了，還被抓了拉到了巡捕房。”

“巡捕房？這是怎么回事？”

秦怡說，要跟她一同逃走的那個小姐姐被家人發(fā)現(xiàn)了。小姐姐的父母追到他們的女兒后，就告訴巡捕，說秦怡拐騙了他們的女兒。

原來還有這事。

“是啊，所以離開上海就很不順。不過在那間法國的巡捕房，我遇到了一個很好的中國警官。”

“還有中國警官？”

在那間巡捕房，一個中國警官審問了秦怡和那個小姐姐，知道兩個女孩兒是要一塊去武漢找部隊抗日的，內(nèi)心就很想幫助她們，但嘴上卻很厲害。那警官問秦怡：“你是怎樣從家里出來的？”秦怡說：“逃出來的。”警官說：“要逃還這樣‘理直氣壯’？”秦怡說：“我是要去抗日的哇，儂不曉得嗎？現(xiàn)在我們受日本人的侵略，日本鬼子已經(jīng)從東北、華北，打進了我們的大上海了。他們還計劃要把我們中國人統(tǒng)統(tǒng)殺光，搶奪我們的土地和資源——你說，難道我們不應(yīng)該起來反抗？！”

就這樣，秦怡小小年紀，“教訓”著成人警官，也打動了這位好心的青年。直到那個警官說：“哦，拎清了。其實現(xiàn)在很多人都要走，我也想走，但我是巡捕房的人，眼前還沒有辦法走得脫。”

那個中國警官欽佩秦怡這個有愛國心又有膽量的小姑娘。他對那個小姐姐的爸爸說：“你們把女兒領(lǐng)回去吧，另一個由我們來處理。”等到他們父女走了以后，警官立刻問秦怡：“現(xiàn)在怎么辦？送你回家，還是……”

秦怡則大聲說：“我怎么可能回家！我不是已經(jīng)跟你說了嗎？我是好不容易才從家里逃出來的。”

秦怡要去碼頭，但因為半途被抓，時間十分緊張。說話之時，離開船的時間差不多只有5分鐘了。秦怡急得要哭，此時好心的中國警官卻說：“不要哭，不要急，我們有車，我立刻派個人開吉普車去送你。”

“啊？那謝謝儂啦！”

就這樣，中國警官立刻把秦怡送到了碼頭。到的時候，客輪登船的板子都要收了。秦怡大喊一聲：“不要收！不要收！”邊喊，邊一腳踩了上去。

“收板子的人開始嚇了一跳，后來一拉繩子，就把我也收了上去。”

啊，真是逃走的啊！我敬佩，也很羨慕。

秦怡說：“可不是嘛。后來我認識了夏衍。夏衍同志還老跟我提起此事，說我是‘勝利大逃亡’——名副其實！”

因為是逃，秦怡從家里出來時隨身只帶了一個小包袱，不像她那個同學小姐姐，提了一個惹眼的大木箱，因此被發(fā)現(xiàn)了。秦怡的小包袱里只有三身旗袍。當時她想：“到了武漢，找到了軍隊，就有軍服穿了。”

采訪到此，我才算是明白：秦怡小時候人長得漂亮，但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當演員。

原本到武漢，她是要找部隊去參軍殺鬼子的。但是先來了襄陽，聽說襄陽是前線，還有仗打。但是當時她和兩位女青年湊在一起，盡管都考上了部隊，不過在部隊駐地，她們只是被安排教戰(zhàn)士們唱歌，唱抗戰(zhàn)的歌曲，或做記錄員，開會的時候負責記錄。可是仗還沒打，更沒分出勝敗，這支集團軍就準備撤了。

秦怡告訴我，當時她和兩位女青年已經(jīng)知道了共產(chǎn)黨，是打算去找共產(chǎn)黨的。只是當時她們年紀很小，不知道上哪兒去找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淪陷的地方都不能去，如果要去延安，還得經(jīng)過重慶，很難。

秦怡說：“兩位姐姐都比我大，有一天她們就說：‘不管到哪里，我們總歸是不能留在武漢，再不走，武漢也要淪陷。’”兩個姐姐問秦怡：“小妹妹，你愿不愿意跟我們走？”秦怡說：“我當然愿意了，眼下的情況，我也只能跟你們走了。”

從上海“逃”到武漢，又從武漢“逃”到重慶——這第二次的“逃”，更不易。

“我們要坐江輪去重慶，因為當時的陸路，已經(jīng)全被敵人給掐斷了。但船票根本買不到。無奈之下，經(jīng)當?shù)厝酥更c，我們決定逃票。就是跳到輪船的最底一層，上了船再補票，反正船一開，即使被發(fā)現(xiàn)了，船員也不能把我們推到長江里去。當時是混亂時期，也只能用這個辦法了。”

因為江輪很大，不能靠岸，只能停在江心，要上江輪，得先坐小舢板。秦怡記得她們當時跨了大約得有二三十條小舢板，目的就是要擺渡上江輪。

“快到江輪的時候，比我大的姐姐們已經(jīng)跳到船上去了，我自小沒有出過門，動作不老練，一只腳伸到江里，另一只腳還在小舢板上。幸虧這個時候，也不曉得是從什么地方來了一個叔叔，一把把我撈住，然后像抱個鋪蓋卷兒似的，把我往船艙里一丟，等我回過頭來，那個叔叔已經(jīng)沒影了。我在船艙里，看到人很多，還有很多包袱，亂七八糟的，有人說這是四等艙，也可能是五等艙，我也不管，沒掉到江里去喂王八就已經(jīng)感天謝地了。”

這就是抗戰(zhàn)前期的秦怡，那時候她當然不懂淞滬會戰(zhàn)中盡管中國軍隊損失慘重，但這場戰(zhàn)役徹底粉碎了日軍要在“三個月內(nèi)滅亡中國”的野心，為上海和長江下游中國的工廠、物資、人員“內(nèi)遷”，贏得了時間。

國民黨在選擇重慶作為陪都之前，的確是計劃先把國家的“政治中心”轉(zhuǎn)移至武漢的。但是1938年7月26日，日軍攻陷了九江。中國軍隊的“武漢保衛(wèi)戰(zhàn)”歷時四個半月，中方軍隊只是“單純地防御”、逐次使用兵力，因此后防戰(zhàn)線一再被攻破。10月25日，中國軍隊不得不撤出武漢，很多愛國青年當時也都隨著這個時代的“被動”，不得不“先武漢、后重慶”一路撤到了大后方。

二 艱難于迷蒙之中

據(jù)秦怡回憶，她16歲到重慶，原本是想扛槍上戰(zhàn)場的，但重慶是山城，日本鬼子進不來，地面的交戰(zhàn)并沒有發(fā)生。作為戰(zhàn)時大后方，重慶在當時呈現(xiàn)出來的是另一種“戰(zhàn)場”。

“當年您住哪兒？”我問。

秦怡說：“女青年會。當時重慶有很多女青年會，房價都很低，聚集著很多人，什么樣的人都有。我當時身上只剩下了十幾塊錢，能找到地方住已經(jīng)很好了。當時我還不知道女青年會也有共產(chǎn)黨聯(lián)絡(luò)站的大姐。”

初到重慶，艱難的生活對秦怡這個上海大家庭出身的“大小姐”是第一道考驗。

她記得吃飯時就一口大鍋。“熬一鍋湯，一片一片的菜葉子漂在鍋里，大家可以用歪脖子勺子撈，我的手腳慢，且是傳統(tǒng)大家庭出身的女孩，總覺得吃飯不能這樣不斯文，也就不去搶，因此經(jīng)常是等我去撈時，菜葉子都沒了，就只好拿了菜湯來泡飯。”

“那住呢？您住的條件怎么樣？”我問。

“那也很差。當時我住的房間比現(xiàn)在你們看到的這個客廳只稍微長一點，進門就是床，竹床。人怎么進去呢？就只能側(cè)著身、橫著走。一間房住11個人，我睡第二張床，然后是第三張、第四張……一直排到進門口。我們每個人的私產(chǎn)，其實就是一個個的包袱，都放在自己的腳邊。春夏秋冬，熱了疊一件，冷了掏一件，加到身上。像我只有三件旗袍，秋天先做個里子，冬天更冷了，就放進去點棉花，到了夏天，再把里子、棉花統(tǒng)統(tǒng)地掏出來。”

“重慶是我們國家有名的四大火爐之一，那里的夏天好熱啊。”我想到什么就問什么。

秦怡說最困難的其實不是吃、住，而是洗澡。“在哪里洗呢？想來想去都想不出。最后逼得我們沒法，就你給我拉一塊布擋著，我再給你拉塊布擋著，大家就這么輪換著洗澡。”

一個月后，秦怡身上的錢都花光了。她原本打算不能當兵就繼續(xù)上學，但沒有學費、生活費，學怎么上？生活所迫，不能上學就工作吧，秦怡是這樣打算的。因為如果連工作也找不到，她就得嘗試著去街頭要飯了。

“秦老您最后是怎么開始演藝生涯的？”我把話題拉回到我的采訪主題。

天無絕人之路吧，秦怡接著就給我講起了偶遇導演的故事。

“我是1938年10月到的重慶。11月的一天，我跟著別人去看戲。看完了，就站在劇場的門口等跟我一起去看戲的人，她去上廁所了。這時有兩位導演（后來才知道是大導演應(yīng)云衛(wèi)和史東山）剛好從后臺的長廊里繞出來。看到我，他們就稍稍地停下了腳步。我心說：‘你們這是要干嗎，看了我老半天了！’”遇上陌生男人，秦怡的心本能地產(chǎn)生了警惕。

導演們就問她：“是一個人生活在重慶嗎？住在哪兒？有沒有家人？”

“我心說奇怪啊，我們互不認識，你們干嗎要問我這么多？”

但秦怡看著兩個陌生男人并不壞，一臉的關(guān)心也顯得很真誠，就大概地回道：“我住在重慶女青年會，家不在這，也沒有什么親戚。”

“哦。那愿不愿意加入我們？演電影、演話劇。”他們說。

時隔70年后，秦怡向我描述：“當時我什么都不懂，電影小時候是看過的，很喜歡。但話劇是什么？過去在上海的中學，也演過《放下你的鞭子》，但那是街頭戲，我從沒聽說過什么‘話劇’。”

原本滯留在重慶，秦怡已經(jīng)經(jīng)同房間的姐姐們介紹要去當時的教育局做臨時工。那里需要人刻蠟版，就是用帶鋼頭的筆，先在專用的蠟紙上刻好字，然后再把文字印出來當教材。可這個活兒一個月只能賺到10塊錢。“當時我一個人吃住，哪怕是吃最差的飯，一個月也得16塊。”秦怡正為這事著急。

兩位導演并沒有強求，囑咐秦怡“回去先好好地想一想”。

秦怡當時心說：不用想，第一，她內(nèi)心根本就不敢去他們說的什么電影廠；第二，她一個傳統(tǒng)大家庭長大的孩子，去戲園子看戲還可以，要是讓自己去演，那不成了戲子？根本就不可能！只不過她嘴上卻換了一個借口：“我來重慶是抗日的，我會打槍，過去在上海我還專門學過。”

她的這一回絕，并沒有起到應(yīng)有的作用，倒引來了兩位導演的“共同語言”。史東山說：“我們的工作也是抗日啊，演戲、演電影，和你一樣，是要和日本鬼子對著干的。”

“啊？是嗎？對著干？怎么干？你們手里又沒有槍？”秦怡有了興趣，但還是高度懷疑。

導演們說：“我們對著干，不是靠打槍，我們是靠嘴，靠嘴來動員中國人起來抗日！”

“哦，還有用嘴來抗日的？”這回輪到秦怡吃驚了。

就這樣，兩位導演告訴秦怡，他們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剛剛成立，是專門用電影和話劇來宣傳抗日、喚起民眾的。這讓秦怡對這份工作突然產(chǎn)生了好印象：“只要是抗日，我就可以……”只是她當時并沒有立刻答應(yīng)。

回到女青年會，里面有夜校，一個女友自我介紹說她就是中國電影制片廠的演員。秦怡一聽，便想起了自己在劇場門口的巧遇。她向這位女友說出了在劇場門口遇到的事，還描繪了其中一個導演的長相：“留著大胡子，輕易不說話，看上去總是笑瞇瞇的。”

女友說：“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導演，是很有名的大導演，叫史東山！”

“是嗎？”

1938年11月12日，又有另一位導演來到女青年會給大家上課。課后這位導演找到秦怡，給了她一份材料，讓她好好看一看，如果有意愿加入，就填一張表。

“填表很簡單，就是性別、什么地方的人、哪年哪月哪日出生、家庭情況、想不想?yún)⒓又袊娪爸破瑥S、一個月的薪水大約是多少同不同意……”——秦怡知道，填表是履行手續(xù)，過去她在上海的學校里也填過。

此時再想起史東山導演所說的“靠嘴也能抗日”，她心活了，突然想去試試，就填了表、報了名。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秦怡說：“其實也沒怎么筆試、面試。就是有人問我會不會講普通話，我說不會，我只會說上海話。那考官就說：‘沒關(guān)系，只要你想通過演戲來宣傳抗日，下功夫?qū)W就是了。你們女青年會有很多北方人，就跟她們抓緊時間學，慢慢地，自然就能講好。’”

就這樣，秦怡經(jīng)“巧遇”邁進了中國演藝事業(yè)的大門，從過去跟著父母坐在戲園子里看戲，到自己上臺演戲。她把“說話”當成了“子彈”，把“舞臺”當成了“陣地”，在重慶抗戰(zhàn)的大后方，她仿佛也沖到了殺敵的最前線，并從此為民族、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付出了一生。

三 出演《中國萬歲》只有一句臺詞

“投筆從戎”，16歲的秦怡成了一名抗日小演員。她演的第一個話劇叫《中國萬歲》。“《中國萬歲》是什么內(nèi)容，講的是什么？”我在上海采訪時問。

秦怡說：“《中國萬歲》是出抗戰(zhàn)的好戲。我們四個女演員，都是演一些小知識分子，準備到前線去抗戰(zhàn)。其中的老演員舒繡文，當時已經(jīng)很有名氣，1933年她就出演了個人的首部電影《民族生存》；1935年又演了《夜來香》；后來還有《保衛(wèi)我們的土地》《一江春水向東流》《野火春風》……我們四個人在舞臺上圍坐成一圈打麻將，表面上是在玩兒，實際上是借著打麻將商量怎么去前線、去打仗……當時我只有一句臺詞，就一句。”

“是嗎？什么？”

“就是‘我也要去！’。哈哈，就這四個字。”

按劇情，四個女人在舞臺上打麻將，打著打著，日本兵（當然也是演員演的）突然“闖了進來”。

“當時您不害怕嗎？盡管是在演戲。”我問。

秦怡說：“還真有點害怕。只不過舒繡文說：‘你怕什么，你就只管記住這四個字。而且在舞臺上，你是背對著觀眾，不怕，啊！’”

“我也要去！”為了這四個字，秦怡私下里拼命地練，還設(shè)計了說的時候“是揮拳頭，還是把拳頭緊緊地攥起來”，又不住地問老演員們：“伸到這里好呢，還是像這樣伸？”

“我一個人在房間里伸來伸去，搞來搞去，像個瘋子……”秦怡邊給我學她當年的樣子，邊笑。

然而，“就是這樣，真正演出了，我還是把這四個字的臺詞——給忘了”。

“怎么回事？”

秦怡回憶：“到了彩排的前一天，導演說：‘明天就要彩排了，會有觀眾進來看，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像真正演出一樣。’結(jié)果，演日本兵的男演員太入戲了，走到舒繡文的跟前，窮橫窮橫的，舒繡文站起來要反抗，‘日本兵’啪的一下子，一個大嘴巴子就扇了過來。當時把我嚇死了。后來，‘敵人’終于走了，四姐妹又接著商量‘怎么轉(zhuǎn)移’‘轉(zhuǎn)到什么地方去’，商量好了，就該我說那句‘我也要去’了。但一個大嘴巴子，嚇得我把臺詞都給忘了，滿腦袋就是‘這不過是在演戲，如果繡文姐姐天天這樣吃巴掌，今天一個，明天又一個，打來打去，每場必打，有一天，姐姐會不會被打死……’。”

小小的秦怡，第一次上舞臺，就因為一個巴掌，走神兒了。

后來三個女演員都對著秦怡使勁地看，大家都用眼神提醒她：“快說啊，快說！你還有一句臺詞呢！”秦怡這才猛地想起來：“哦，我還有一句臺詞呢！”這句話她在臺下不知道練了多少遍，拳頭也不知道揮了多少回……

舞臺如戰(zhàn)場，演戲如打仗。就是在那個時候，秦怡心里真正明白了當初史東山導演跟她說的那句話——“用嘴也能抗日”。

那場戲下來，老演員舒繡文的臉上留下了五個明顯的手指頭印，她到了后臺就哭，臉疼啊。那個演日本兵的男演員急忙跑過來道歉：“對不起，對不起。”一個勁地表示：“以后我會打得輕一點、再輕一點……”但哭過之后，舒繡文還是堅持：“明天也不要輕輕打，你就狠狠地打，我不怕。重了好，重了才真實。日本鬼子就是這樣無比兇狠。”

舒繡文和“日本兵”的對話，讓秦怡非常非常震驚。“原來演戲抗日是要付出的，這和上戰(zhàn)場流血犧牲，道理是一樣的！”經(jīng)過這一役，秦怡再也不允許自己忘詞了。

跟著，導演又讓她在話劇中演一個送丈夫去參軍的年輕婦女，還安排了四部電影給她。“電影好一點，不是一次過的，沒演好可以再來。不像話劇，演壞了，就暴露在那里。所以電影好一些。”

但她還是想改行，她覺得自己并不是一塊好演員的料子。“哪怕去做小學教員，或找點什么其他的工作去做。”尤其接下來的一個電影角色，秦怡要演一個富家女人，日本鬼子進來后，見她家沒人，不僅搶了東西，還要對她動手動腳。按照劇情，“鬼子”會拉開她的衣服領(lǐng)子，使得她在鏡頭前（也就是將來在所有電影觀眾面前）露出前胸脯的一角，這讓秦怡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她說她不僅是中國人，而且還是一個沒有嫁人的年輕姑娘，怎么能讓“日本兵”把自己的衣服領(lǐng)子給拉開！明知道這是在演戲，她心里也抗拒，于是更堅定了要走出戲外，去尋找“除了演戲，還有沒有更好的事做”的決心。

然而，“更好的事”還沒有找到，秦怡就哪兒也去不了了。

怎么回事？一個大牌演員對秦怡“一見鐘情”，要跟她“走到一起”。因為他，秦怡的青春歲月變得復雜、艱澀。本來要抗戰(zhàn)上前線的她，人生目標也被改寫。而且那個人得到了愛，又不珍惜。秦怡是倉皇間接下了命運扔出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

四 第一次失敗的婚姻

本來在上海，我是不想提這件事的，攝制組當時采訪秦怡的主要任務(wù)是想請秦怡回憶她年輕時如何經(jīng)歷“重慶大轟炸”，又如何在重慶參加抗戰(zhàn)的。

但秦怡說她繞不開這件事，如果不提這次不幸的婚姻，她的“故事”就“沒法講”。后來我知道，一向大方磊落的她，不僅是對我這個央視的記者坦誠，幾十年來，秦怡面對任何媒體，也從來不會諱言這樁倒霉的婚事。

秦怡的第一任丈夫叫陳天國，安徽人，早年就讀于沈陽馮庸大學。“九一八”事變后，他開始投身戲劇。1935年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參演過《海葬》；1936年又轉(zhuǎn)入新華影片公司，拍攝過《小孤女》《青年進行曲》《黃海大盜》《貂蟬》；1939年在重慶，作為中國電影制片廠的主力演員，拍攝過電影《好丈夫》《塞上風云》《血濺櫻花》，出演過《霧重慶》《天國春秋》《大地回春》等知名話劇，是當時紅極一時的“影帝”式人物。

我問秦怡：“外界都知道這段婚姻對您的打擊很大，當時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您為什么會選擇陳天國？”

秦怡說：“哪是我自己選的！根本不是！陳天國這個人很會演戲。人（長得）沒什么特別，形象嘛，這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當時我并不想談戀愛，那時一門心思就是抗日。有一天我們在南岸拍外景，他忽然找到我，謊稱：‘哎，今天大家都要去山頂開會，你怎么還不去？’我當時只是一個‘小演員’，人家可是電影界的‘大牌兒’，他特意來叫我，我怎么能不跟著他走！”

然而到了山頂，秦怡很快發(fā)現(xiàn)那里一個人都沒有。

“我知道大事不好，就求他別、別……但他那年28歲，勁又大，拉住我不放。還說什么他哪天哪天一定會跟我結(jié)婚。我不跟他，他就去跳崖……”

事后，秦怡萬念俱灰。人生的前面，原本條條大道，光明的、愛國的，但“哐當”一聲，一座大山突然堵在了眼前。“那時我還在生病，外地人初到重慶，都會害濕氣。我的腳還在爛，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不能下地。”

第一次婚姻的突然殺入，讓秦怡大亂了陣腳。更可怕的是，婚后第二天，嗜酒的陳天國就開始喝得爛醉，以后差不多天天如此。陳天國每天都這樣，喝多了就家暴、打人。

可憐秦怡這個如花似玉的上海姑娘，從家里逃出來，本來家人就擔心她一個人到了外面會不會出事，可別死掉了，哪承想抗日心意未遂，人卻被……

可是身為女人，無助、無奈。她只能一邊繼續(xù)演戲，一邊天天挨著不堪的日子。電影廠的領(lǐng)導還曾力勸：“小陳嘛，戲還是演得挺好的，就是脾氣不行，愛喝酒。”言外之意還是希望秦怡能忍一忍。朋友們也提醒她：“別折騰了，再怎么樣，你也逃不過有名有勢的人，他們或許跟青幫、紅幫什么的都有聯(lián)系……”

秦怡不知道“自古紅顏多薄命”，也不知道在重慶有沒有青幫、紅幫。她在重慶待的時間長了，漸漸知道了這里有共產(chǎn)黨，知道了周恩來。本來她心里想的是有機會就走，跟著共產(chǎn)黨去抗日，還想著能不能去陜北。此時她心里已經(jīng)開始漸漸地向往延安，要去延安過一過真正抗日的新生活。

但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兒上，她又遇到了坎兒——她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結(jié)婚容易離婚難。懷了孕，行動就更不便，還怎么分手？怎么走？怎么逃？秦怡就這樣猶豫著，到女兒降生，直到最后，她忍無可忍。

女兒來到人世后，兩個人買不起奶粉，也沒有足夠的撫養(yǎng)費。陳天國不想著好好掙錢，還是照樣整天喝他的酒，話劇和電影也演不成了。更可恨的是，他根本就不拿自己的親生骨肉當回事，不管秦怡同不同意，都堅持一定要把這個女兒送人。

此事觸動了秦怡的底線。她知道自己必須沖破桎梏，即使有了孩子也要離婚，也要離開陳天國。具體計劃是：“等孩子再大一點，我就要逃，這次是去延安，對，就去延安。”

“可是，帶著女兒，您怎么走得掉呢？”我問。

秦怡說：“總有機會，總有機會。”

但是，延安和重慶隔著千山萬水，要去延安，還必須經(jīng)過國民黨統(tǒng)治的西安。戰(zhàn)火紛飛，生死瞬間。

有人就勸秦怡：你不是說演戲也是戰(zhàn)斗，靠嘴也能抗日嗎？那么在重慶，你好賴還有工作，還能養(yǎng)活得了女兒。當時秦怡認識的導演應(yīng)云衛(wèi)，已經(jīng)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的支持下組建了一個左翼的中華劇藝社，專門用表演藝術(shù)扛起戰(zhàn)斗的大旗。“應(yīng)云衛(wèi)也拼命來勸我，說中華劇藝社是我們地下黨的。”

“地下黨？”當時秦怡對地下黨并不太了解，但是共產(chǎn)黨抗日，她是懂的。盡管第一次失敗的婚姻讓她突然陷入了情感的泥潭，但是國難當頭，這比任何人的私小困苦都重大得多。

“那好吧，在沒有逃離之前，我就先好好地演戲。總之我不能沉淪，不能被‘不幸的命運’扳倒！”這是秦怡的打算。

就這樣，秦怡很快加入了中華劇藝社，出演了很多抗日和進步的劇目。

“那時都演過什么劇？”我提問，但并不指望秦怡能記得。

但秦怡說：“有很多！”

“從1941年到1944年，當時重慶上演的劇目有200多出。比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愁城記》，曹禺的《北京人》，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陳白塵的《大地回春》，等等。”她一口氣說了一連串。

或許是演戲救了秦怡，至少讓她無暇痛苦。因此，人生但凡遇到不如意，療傷的最好方式就是做事！

做事使秦怡忘記憂愁，忘記苦難，尤其在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日本軍機六年零十個月的大轟炸，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滅頂之災(zāi)，但重慶人“反轟炸”“保生產(chǎn)”，更是當年“不屈的主題”。

秦怡就這樣在戰(zhàn)火中迅速成長，很快脫去了稚嫩，擁抱了堅強！

五 個人苦與國之難

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整整六年零十個月，日本軍機對重慶——這個當時中國的陪都、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大后方，實行了人類戰(zhàn)爭史上最血腥、最慘無人道的大轟炸。

秦怡從上海，經(jīng)武漢，到重慶，正趕上日本飛機的野蠻轟炸期。

有一個詞——無差別轟炸，很多人都聞所未聞。什么意思？就是不分軍事和非軍事目標，日本軍機對一切軍事、商業(yè)、民生建筑，學校、醫(yī)院、老百姓的生活區(qū)，統(tǒng)統(tǒng)實行狂轟濫炸，目的是要把山城炸平，把山城老百姓炸得尸橫遍野，從而制造恐怖，讓重慶“從地球上抹去”，最終讓中國政府害怕、屈服、投降！

除了將“無差別轟炸”作為“總原則”，日本飛行員還具體采用花樣繁多的戰(zhàn)術(shù)，從地毯式轟炸、偷襲式轟炸、回航式轟炸，到疲勞轟炸、誘導轟炸、毒氣轟炸、月光轟炸等。

根據(jù)2015年我在重慶檔案文獻資料里看到的統(tǒng)計：日軍在近7年的時間里對重慶持續(xù)、頻繁、慘無人道的大轟炸，使得重慶監(jiān)視區(qū)內(nèi)，直接傷亡人數(shù)達到了32829人，間接傷亡人數(shù)6651人，兩者相加——死傷39480人；被毀的房屋、建筑不計其數(shù)，災(zāi)民人數(shù)高達122786人！

如今，游客來到山城，會去一個叫“解放碑”的著名商業(yè)中心打卡，很多男孩子還知道在那里可以打望到眾多美女，因此，“解放碑”就像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一樣繁華。

然而，現(xiàn)在很少有人知道：當年的“解放碑”真的有一座石碑。最初將石碑豎立在這里，是因為日本人在這里炸出了一個直徑很大的彈坑。為了不忘國恥，浴血反抗，中國人先在這里豎起了一座碑塔，名叫“精神堡壘”，而后這座碑塔也被炸掉了，人們又在原地豎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桿，以示重慶人“精神不倒”，會跟日本鬼子死磕到底——中國人能夠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和山城一樣，永遠屹立！

在上海秦怡家里采訪的時候，我問93歲的她：“您那時也經(jīng)常跑警報嗎？”這是眾多采訪提綱當中很重要的一問。

秦怡說：“當然會。有時幾天一跑，有時一天要跑好幾次。很多次我剛從洞里爬上來，空中警報又響起來了，我們就得立刻再跑、立刻跑。”

秦怡說的“洞”是防空洞，“跑”就是“重慶大轟炸”期間，人們?yōu)榱松娼?jīng)常要鉆防空洞的一種生活常態(tài)。因此，“跑警報”作為一個在重慶人盡皆知的家常詞，已經(jīng)載入歷史——記錄著那個時期，那段空前恐怖、慘烈的日子。

當時的警報有兩種：一種是“有聲的”，另一種是“無聲的”。“有聲的”好理解，就是刺耳的警笛不斷地在你的頭頂嗡嗡嗡鳴響；而“無聲的”是人們在城市的一些制高點上“掛燈籠”——每每第一個“紅燈籠”掛起來，代表日本軍機已經(jīng)從武漢起飛，避難者大約還有兩個小時的時間進行準備，當?shù)诙€“紅燈籠”掛起來，日本軍機就已經(jīng)入川，大家可得抓緊時間，趕快躲進防空洞里小心避難——這就叫跑警報。

因為要采訪制作45分鐘的電視專題片《重慶大轟炸》，我在重慶采訪過很多“大轟炸”的親歷者。

除了“解放碑”外，在重慶鬧市中心渝中區(qū)還有一條“五四路”。今天的人們猛地一看街牌，或許會猜想這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而命名的。其實不然，這是為了銘記1939年5月3日、4日連續(xù)兩天日本軍機的“無差別大轟炸”——72架飛機，循環(huán)不斷，炸彈落地炸開花，大火燒了三天三夜。近4000人被炸死，2000多人被炸傷，5000多間房子被炸塌，20余萬人無家可歸。尤其是5月4日這一天，日本侵略者簡直創(chuàng)下了人類空襲史上“單日死傷人數(shù)”突破5000人的野蠻歷史紀錄！

陳桂芳，2015年時83歲，父母在1939年5月3日的轟炸中被炸死。她告訴我，當時她目睹了母親的肚子如何被大轟炸的彈片切開：“我媽從這里（指肚子）就被炸斷，我爬到她身上，我的頭也被炸了，鼻子也受了傷。至今我腦殼里還有彈片，兩只耳朵也整天像拉警報一樣嗡嗡直響。”

“大轟炸”不知毀了多少家庭，使多少孩子成了孤兒。

王西福，1939年時只有4歲。也是5月3日那一天，他和父母正在嘉陵江邊的木材廠躲日機：“炸彈就落在我們旁邊，炸的時候，震動很大，我們藏身的木料堆被炸塌了，我父母當時就被砸死了，我媽的肚子里還有個娃兒，肚子也被壓爆了。”

我問他：“當時你在哪兒？”王西福說：“當時我也在木料堆里，在最底下，因此被炸塌的木料沒有砸到我。后來幾個工人把木料抽了，把我拽了出來。我看到我父母身上只有骨頭，沒了皮——遍地是血，肉都壓爛了……”

1941年6月5日傍晚，日本軍機對重慶市區(qū)實施了超過5個小時的連續(xù)轟炸。由于轟炸時間長，空襲警報一直在響，市民就只能待在防空洞里。位于較場口的一個叫“十八梯”的大隧道內(nèi)，數(shù)萬人擠在洞中。因為人多，時間又長，最后1.2萬余人因窒息而死。一張張照片記錄著那次“大轟炸”的罪行：洞口堆著一層層的市民尸體，每個人都奮力地向前撲著，爭搶著呼吸洞內(nèi)越來越少的空氣。那些人咧嘴、抓胸，死前的面貌慘不忍睹——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六五隧道慘案”。

時隔70年后，秦怡還記得：“有一次我糊里糊涂地睡著了。敵機來了，所有人都去‘跑警報’。我人小，又累了，沒聽到，也沒人知道我還沒走。結(jié)果等我醒來，當時住的重慶女青年會的大門已經(jīng)被上了鎖，我想逃都逃不出去。”

“那怎么辦呢？”我揪心地問。

“實在沒有辦法了，就等死吧，最多是個死。”

當時的秦怡只有16歲，她哭，但沒人能聽得到。她心想難道就這么被炸死了？怎么也不甘。她來重慶是抗日的，還沒跟鬼子拼一拼就死了，不行！

“我想到女青年會有個夜校，那里有窗戶，或許能逃生。但是為了防空，人們已經(jīng)用木條子把窗戶都給釘了起來，我跑過去使勁地拉，但根本就拉不動。那會兒，頭上的警報還在一個勁地響，我小小年紀也不知從哪里來的那么大的勁，應(yīng)該是求生的本能吧，‘嘩啦’一下，木條還真讓我給拉開了一角。我就拼命地往窗外面跳，窗外是大街，有臺階。我知道要是跳不好，腳骨頭都得斷，但是也沒辦法。好在我從小運動能力很好，情急之中先下腳、后下身，用手扒著窗戶，一點一點往地下順，再一下子滾到了臺階上。”

“傷到了？”

“沒有，那一次居然沒有受傷。我就趕快扒著墻，一步步地走。”

“為什么要扒著墻一步步地走？”我一時沒有反應(yīng)過來。

秦怡說：“你敢跑？要是在街上跑，日機的飛行員就能看到。他們看到了就會掃射，用機槍來掃你！”

“啊！那您不害怕嗎？16歲，還是個小姑娘。”

“怎么會不害怕？害怕啊！但害怕是沒有用的。”秦怡說。

就這樣，秦怡一步步扒著墻，最后總算走到了防空洞。回憶這個過程，秦怡跟我說，她當時心里一直在想：“這下要死了，大概要死了，大概要死了……”

“如果那一次沒跑出去，后來的事實，證明會怎樣？”我接著問。

秦怡說：“日機走后，我們就回來了——房子都沒了。你明白吧？就是我住的那家女青年會，房子都被日機給炸平了，夷為平地！要是那次我沒能破窗而逃，肯定會被炸死，也就沒有了后來的一切……”

經(jīng)歷了這一次重大生死，秦怡知道，面對死亡，什么都不足以拿住她。而且跟戰(zhàn)爭、轟炸、生存、死亡相比，生活里的任何事都顯得無足輕重。尤其是個人的生活、情感的遭遇，再怎樣悲哀、不如意，擺到國家的災(zāi)難面前，又算什么！

六 炸不死就要上臺！

“在我進入中華劇藝社沒多久，《大地回春》劇組挑演員時挑上了我。”

《大地回春》是一出話劇，劇本是陳白塵寫的。秦怡在劇中扮演的是一位資本家的女兒。這個女人生活不如意，丈夫又不是什么好人。秦怡在接到這個角色之前已經(jīng)演過70多個角色，一個“新演員”正走向成熟。70年后，她有一次接受電視臺的采訪，主持人問她如何會因《大地回春》而一炮走紅。秦怡說：“那是碰巧，真的是‘碰’出來的演得好。”

“怎么回事？”我問。

秦怡回憶：“我飾演的角色叫黃樹惠，她的家庭生活亂七八糟。她在學校里教書，跟另外一個教員有了婚外情，兩個人非常要好，但就是無法走到一起。因為她家里的丈夫很兇、很厲害，黃樹惠很怕他。這樣的人生我有體會。按照劇情，這個角色需要經(jīng)常哭，我不用演技，想想自己的不幸，就很難過，本身就每天都要哭。而且那個時候，我的大姐還去世了。這個消息一傳來，我就更哭得不行。因此情感嫁接了，每天一想到我大姐，我也會哭。”

秦怡的大姐，很早就參加了革命，跟秦怡的感情最要好。

“大姐還在學校讀高三的時候，就經(jīng)常有進步同學到我家來開會。他們常常會躲進我家堆柴火的房子里，然后叫我望風。我那個時候也就五六歲的樣子，大姐說：‘你只要看見有人來，朝著我們家要進來了，你就亂笑，或者亂叫，都可以，目的就是用聲音給我們報警。’”

秦怡說：“好。”

有一次，秦怡望著望著風，還鬧出了烏龍。她說：“我看見有個人要進我們家了，我就開始拼命地笑，大聲地‘笑’了好長時間。可是后來那個人并沒有進我們家。我還自認為給姐姐他們報了警呢，但過了一會兒，我進到家里，心里還在想：‘唉，他們聽了我的報警還一個個都真的躲起來了，躲得還挺快，都躲到哪里去了呢？’結(jié)果大姐從柴火堆里跳出來，說：‘儂個小妮，我是說儂要是看有人要進我們家了，再笑，沒人進來，你笑個什么勁？’哈哈，一場虛驚。”

大姐對秦怡好，支持秦怡去讀教會學校，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是秦怡情感和內(nèi)心的依靠。

但大姐死后，報喪的信在路上走了很長很長時間，到秦怡手里的時候，做什么都來不及了。

所以秦怡一想到大姐，就難過，就忍不住要哭，這就碰巧把自己的真情實感嫁接進了《大地回春》里。每次演出，秦怡都能打動觀眾，也獲得了導演們的好評。大導演史東山說：“當初我就沒看錯，這個小妹妹很會演戲，將來也一定有出息。”從此以后，他給秦怡安排的角色就越來越多。

“既然無法擺脫，那就浴火重生吧！”這是秦怡后來經(jīng)常對自己說的一句話。

日本軍機野蠻轟炸，連連創(chuàng)下屠殺平民數(shù)量的紀錄。雖然很多重慶市民被日寇的暴行奪去了生命，但人們的抗戰(zhàn)信念卻越炸越剛！當時的口號是“重慶不死，中國不降”“中國只要不降，就能把日本人牢牢拖在東方的戰(zhàn)場”！

事實上，我們中國人真的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用赴死、犧牲，消耗了日本侵略者的國力、軍力，使他們“三個月內(nèi)滅亡中國”的叫囂以及后來“要把重慶從地球上抹去”的瘋狂，最后都變成了無恥的一廂情愿。

秦怡回憶：“現(xiàn)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大轟炸’以后的重慶是什么樣子——全城大火。我們經(jīng)常跑到山上，躲在最高的地方。那個火，現(xiàn)在怎么做布景都做不出來——一片火海。每一場大火都不曉得燒死了多少人。”

“所以重慶人越炸越堅強，是因為人們心頭有仇恨。仇恨有時也是一種力量。”我猜道。

秦怡說：“對。所以我們要抗戰(zhàn)！抗戰(zhàn)到底，就是勝利！”

秦怡說起她還有一個妹妹，因為年紀小，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逃不出上海，只能跟媽媽一起留在了家里。“后來我回到上海，她講給我聽，說當時上海有很多人住在外白渡橋（這座橋是連接黃浦區(qū)和虹口區(qū)的一個過河通道。1856年初建時名為“威爾斯橋”，1876年改叫“公園橋”，1907年以后就叫“外白渡橋”了）的兩邊。日本憲兵隊每天帶著狼狗守在橋頭，一有中國人過橋就放狗來嚇。日本兵不是放狗咬人，而是任由大狼狗的前爪扒上人們的肩膀，嚇得人們不是跌倒在地，就是摔得血流滿面。那些摔暈過去的人，當然也會被狼狗吃掉。”

“那是在侮辱我們中國人！”

“是的。但是重慶人好堅強，我們當時就是相信：你日本鬼子的飛機來吧，再多也炸不光所有的重慶人！只要重慶還有人在，就會不斷地挖洞，就會在防空洞里繼續(xù)生產(chǎn)，只要還有食物、藥品、用品、武器，我們就能頑強地活下去！”

上有敵機的瘋狂轟炸，下有防空洞內(nèi)重慶老百姓的生產(chǎn)和生活。地處重慶西南部、嘉陵江東濱的一個行政區(qū)叫沙坪壩。我在很多資料里都看到過“沙坪學海”，那里有很多學校，孩子們白天去上課，晚上就來劇場看話劇。沒有車，人們就靠兩條腿走，熱情高漲地主動接受抗戰(zhàn)文化、進步文化。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在周恩來的領(lǐng)導下，重慶有了一支抗戰(zhàn)文化軍。1940年還專門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在郭沫若和陽翰笙的推動下，不僅成立了中華劇藝社，還有其他20多個進步劇團。

從1940年到1945年，文藝界利用頭年10月到次年5月重慶常常因大霧籠罩，日本軍機不能有效進行大轟炸的“霧季”，進行抗日演出，激發(fā)廣大人民群眾救亡圖存的抗戰(zhàn)斗志，這就是著名的“霧季公演”。

我們在沙坪壩采訪時，攝制組找到了一個劇場——抗建堂。這個劇場原來就有，被日本軍機炸毀后，又重建，就取名為抗建堂——秦怡當年經(jīng)常在這里演話劇。

我問：“您還記得抗建堂嗎？”

秦怡說：“記得，怎么會忘，一輩子都不會！當年我們經(jīng)常在那個劇場里演話劇。盡管大轟炸期間，重慶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艱難，生死往往只在一瞬間，但人們經(jīng)常會跑到國泰大劇院、抗建堂這樣的地方來看我們演出……”

當年“六五隧道慘案”發(fā)生時，那些沒有從較場口隧道中爬出來的老百姓，遺骸后來都被埋進了一個叫“黑石子”的“萬人坑”。今天，我們雖然不能為每一個死難者豎碑，讓他們的冤屈與日月并載，但他們的蒙難卻喚起了重慶乃至全中國數(shù)以萬計、萬萬計的軍民的抗日決心！

信念對戰(zhàn)時的重慶是天，信念不倒，天就塌不下來！

著名合唱指揮家、1938年在重慶奠定了自己的職業(yè)方向的嚴良堃老師曾經(jīng)總結(jié)：“6年大轟炸，重慶文學、藝術(shù)、戲劇、美術(shù)等文化的奇跡竟攀上了一座‘高峰’，各地名人齊聚在此，創(chuàng)作空前繁榮！”

郭沫若當時也住在沙坪壩。老舍的《四世同堂》也是他在重慶蟄伏期間完成的。

“話劇究竟有多大的感染力？我們小小的演員，后來被證明也為國家出了力，我們沒有辜負時代，真是‘用嘴也能抗日’了。”秦怡一邊回憶一邊感慨。

我問：“您那時還算小演員？當年在重慶，您和舒繡文、白楊、張瑞芳可是并稱中國話劇界的‘四小名旦’啊！”

秦怡聽了笑笑：“就是在你們?nèi)ヅ臄z的抗建堂，有一次又稍微起了一些霧，我們就想演他一場。但剛剛演到半場的時候，敵機就來了，也不知怎么地就開始轟炸。我記得我當時趕緊趴在椅子底下，那時我還挺胖，也爬不進去，頭在椅子下，屁股就不知道在什么人的腳中間了，哈哈……”

“那當時是來不及去防空洞了嗎？”

秦怡說：“對，根本來不及。敵機來得很突然。但飛機飛走后，我們馬上就又鉆出來，是我說‘我們接著演！接著演！’，大家也都附和‘好！好！’。就這樣，我們就繼續(xù)演。”

“觀眾也沒走？”我問。

秦怡：“觀眾？有的沒走，還有不知道從哪里又來的一批。”

“那你們就繼續(xù)演，觀眾就繼續(xù)看？”

秦怡：“對。那場景，很感人。中國人當時都非常團結(jié)，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有一天抗戰(zhàn)會勝利，重慶能熬過去！”

一句“熬過去”，不知道承載了多少苦難、抗住了多大的生命威脅。但中國人真的熬過來了。

在重慶，中國人用自己的血肉，扛著日機的狂轟濫炸，不僅捍衛(wèi)了自己的國家，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七 “戰(zhàn)火燒出了我的堅強！”

說老實話，人活過了90歲，即使是著名的電影女演員，是否還能面若桃花、美貌長存？我真是想不到。

2015年，我們專程來到上海采訪秦怡，這位“東方女神”依舊魅力襲人。

那一天是秦怡親自開門把我們攝制組迎進了她的家。老太太化了淡妝，天后級的演員嘛，不化妝怕是不能見人的。我年輕時也參演過專業(yè)的話劇，知道秦怡那天的妝只是“略施了一些粉黛”，沒有濃眉、沒有黑眼影，相反，淡淡的口紅、淺淺的眼影兒，拿捏得恰到好處，既不失一代“影后”的天生麗質(zhì)，也不與她的年齡相抵牾。

或許，在外界看來，即便是歷經(jīng)坎坷，秦怡也是一生活在攝影棚，被千人仰、萬人迷的大明星；戲外也是嬌滴滴、風情萬種的大小姐。然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秦怡除了年輕時被拽進過一段可怕的婚姻，之后的情感、家庭、生活也是深一腳淺一腳的。

時代會給一代人帶來什么？會把人塑造成什么樣？有客觀的必然，也有自己主觀的認定和選擇。

說起第二次婚姻，秦怡一點也沒有回避。她沒有等我深問，就說：“第一次婚姻我是沒得選，當時我才17歲，什么都不懂。生了一個女兒，后來這個女兒還很固執(zhí)、很犟，我們的關(guān)系也并不親密。第二次婚姻是我自己選的，但丈夫也是好酒的，后來把胃都喝壞了。我們有一個兒子，‘文革’的時候他這里（秦怡指著腦袋）受了驚嚇，16歲就被診斷為急性輕度精神分裂癥。從此，我一方面照顧丈夫，一方面要特別照顧兒子……”

若非秦怡親口跟我說，我還真不太愿意相信。網(wǎng)絡(luò)上的很多介紹或許是真的。

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秦怡從重慶回到上海。那時的她已經(jīng)是與周璇、胡蝶、王人美等人并駕齊驅(qū)的中國電影大明星了。

1947年，秦怡25歲，她在香港認識了當時的中國“影帝”金焰。盡管金焰大秦怡12歲，還是王人美的前夫，但二人會面后，相見恨晚。

這一次婚姻是秦怡自己選擇的。她不僅看中了金焰的演藝成就，也知道他出生于漢城（今韓國首爾），幼年隨父母遷到中國并加入了中國籍，也算是一位革命者的后代。

火花碰撞之后，二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當時的證婚人還是郭沫若。1948年，兩人便有了他們的寶貝兒子——金捷。

這第二段感情，原本在選擇之前是被秦怡看好的，她以為從此自己可算是找到了生活的依靠和幸福。但是人說，“人生如夢，跌宕如戲”。有的人，一輩子生活得都很平穩(wěn)。但有的人，卻需要一輩子咬牙含淚堅持。秦怡就是后者。

婚后，秦怡的事業(yè)蒸蒸日上，出演了好幾部火遍中國大江南北的影片：《遙遠的愛》《上海屋檐下》《馬蘭花開》。夫妻二人還一起主演了電影《失去的愛情》。但是金焰性格直率，不會隱忍，面對很多他看不過眼的事直言不諱，這樣就得罪了很多人，漸漸地無戲可拍，家庭收入只能靠秦怡一人。長此以往，“影帝”覺得慚愧，比不上妻子，內(nèi)心消沉，開始借酒澆愁，每每讓秦怡痛苦萬分。

為了兒子（又是為了孩子），秦怡這一次沒有離婚。她默默地忍受，盡量把精力往事業(yè)上轉(zhuǎn)移。后來，金焰因大量酗酒引發(fā)了胃出血，從此不能工作，不能持家，甚至需要妻子每天在床邊悉心護理。

今天，我們身處網(wǎng)絡(luò)時代，人們通過上網(wǎng)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太多有關(guān)秦怡的照片：她自己的、她和第一任丈夫的、她和第二任丈夫的。大多數(shù)照片青春四射、風光靚麗，但有兩張，深深地打動了我。

一張是秦怡在公園拉著看起來走路并不太利索的兒子在散步。金捷高出媽媽整整一頭，但沒有媽媽，他仿佛寸步難行。另一張是秦怡在家里給兒子洗頭。秦怡站在水池邊，挽著袖子，挓挲著手，臉上沒有化妝，及肩的短發(fā)也有些凌亂——兒子明顯已經(jīng)成年，但頭還是要媽媽給洗。

因為生病，金捷經(jīng)常對媽媽不知輕重地打罵，秦怡從來只有忍讓。丈夫金焰，臥病在床二十多年，秦怡也是不離不棄，悉心照顧，無怨無悔。

丈夫去世后，“一直到兒子64歲時也去世，無論是他吃飯、吃藥、洗澡、理發(fā)、刮胡子、剪指甲，我都沒讓別人動過一次手”。

“真的嗎？”我不是不愿意相信，是有點無法相信，“要是您有演出呢？要是外出拍電影呢？”

“每天都要往家里打電話，不管我在哪兒。”

聽到這里，我的眼眶濕了。

同為女人，我知道一生中什么東西對她最重要，一個是丈夫的愛，另一個是對兒女無怨無悔的付出。但是這兩樣，第一樣，秦怡沒有，哦，不是說完全沒有，是太少、太短、太不純；而第二樣，這一兒一女，除了讓她失望、傷心、心疼、無奈，她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回報。

一邊是兩次不幸的婚姻，另一邊是家庭的牽絆。有人質(zhì)疑秦怡是怎么活過來的？不僅一年年悉心照料生病的丈夫、兒子，而且她自己的事業(yè)也一刻沒有停歇，90多歲了還在為國家和人民做著各方面的貢獻，攀登著一個女演員德藝雙馨的巔峰。

“這或許都是因為我年輕時在重慶艱難的歲月里生活過，苦難的人生、復雜的生活環(huán)境，反倒給了我堅強的性格。”

“這跟您的選擇有關(guān)嗎？”我問。

“有關(guān)！”

秦怡的演藝生涯起步于重慶。打那時起，她心底就有了一塊可以讓她完全依靠的“基石”，或者說“主心骨”，那就是：“胸懷國家，為民族做事。”

有了這個選擇，擔起了這副重擔，“你就不會沉溺于個人的不幸與悲傷，就能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永遠會感到有力量，一輩子都很充實……”。

八 “100歲也要為人民演戲！”

拉一張秦怡事業(yè)成就的單子：

1947年，抗戰(zhàn)勝利后回到上海，作為特約演員，出演了內(nèi)容尖銳、有強烈控訴意義的影片《無名氏》。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上海電影制片廠演員、演員劇團副團長，主演了新愛情悲劇電影《失去的愛情》。

1951年，在影片《兩家春》中出演勇敢的北方農(nóng)村童養(yǎng)媳墜兒，該片獲得1949—1955年文化部優(yōu)秀影片故事片三等獎。

1956年，在抗日題材電影《鐵道游擊隊》中飾演芳林嫂；在影片《馬蘭花開》中塑造了性格堅毅的鏟運機工人馬蘭，角色均深入人心。

1957年，主演新中國第一部體育題材的彩色故事片《女籃五號》，該片獲得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lián)歡節(jié)國際電影節(jié)銀獎和墨西哥國際電影節(jié)銀獎。

1960年，主演影片《摩雅傣》，在影片中飾演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傣族女醫(yī)生。

20世紀80年代初，出任上海電影演員劇團團長。

1982年，主演了多集電視連續(xù)劇《上海屋檐下》，借此獲得第一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yōu)秀女演員獎。

1995年，獲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獎。

2008年，出演電視劇《母儀天下》，并參演了我國首部反映農(nóng)民工子弟生活的電影《我堅強的小船》。

2009年2月，獲得全國婦聯(lián)和《人民日報》等媒體授予的中國“十大女杰”光榮稱號；5月，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wù)隆保?月，出席“光榮與力量——2009《走近他們》年度十大人物頒獎典禮”；10月，在第1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獲得終身成就獎；11月，為慶祝秦怡從藝70周年，上海市文聯(lián)、上海電影集團等單位為她專門舉辦了“秦怡電影回顧展”。

2010年4月，在江陰市參加金雞百花獎頒獎儀式；6月，被評選為“十大感動母親”，榮獲“母親真情杯”獎；7月，參與創(chuàng)建“秦怡藝術(shù)館”；9月，擔任電影《情醉富春江》主角；10月，策劃并參加了首屆上海中外無聲電影展的一系列活動。

2011年1月，89歲的秦怡還出席了中國文聯(lián)百花迎春聯(lián)歡晚會，拍攝了以《秦怡》為名的專題藝術(shù)片；4月，出席第一屆北京國際電影季；5月，“秦怡藝術(shù)館”正式落成開館。

2013年，參演微電影《幸福家味道》。

2015年3月，擔任電影《鐵道游擊隊》藝術(shù)顧問；6月，由她本人出品、編劇、主演的電影《青海湖畔》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首映。

2016年3月，助陣電影《訂制愛情》開機發(fā)布會。

2018年3月，入選《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人物卷》。

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根據(jù)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授予42人國家勛章、國家榮譽稱號。其中，已經(jīng)97歲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shù)家秦怡，被授予了“人民藝術(shù)家”的國家榮譽稱號。

……

2015年，我在上海秦怡的家里完成采訪之后，在《養(yǎng)老革命》一書中寫了一篇名為《93，我的天！》的文章。那時候已經(jīng)93歲的秦怡讓我欽佩不已，感覺她已經(jīng)登上了人生的巔峰。哪承想，同年，她就出品、編劇并主演了電影《青海湖畔》，在影片中飾演一位60歲的女工程師。在青海拍外景時，她不顧高原反應(yīng)，跟大家一起談笑風生……

93歲還在演電影，這個秦怡已經(jīng)“逆天”了。但讓人更加驚訝的是，兩年以后，95歲高齡的秦怡被導演陳凱歌邀請出演了電影《妖貓傳》，飾演一位織白綾的老宮女——白發(fā)紅顏，復雜、滄桑、恐慌、悲傷，秦怡的演技打動了無數(shù)觀眾。老太太的敬業(yè)與認真讓與她搭戲的年輕演員黃軒、染谷將太以及導演陳凱歌敬佩不已……

秦怡的美，不僅在容顏，更在于從心靈深處散發(fā)出來的堅毅、寬容與高貴。

面對這樣的老太太，也許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她營養(yǎng)好、身體好，因此能健康、長壽。但事實并不是這樣。“文革”的時候，她患上了腸癌，但她沒有讓自己倒下，一邊堅持治療，一邊邁開雙腿堅持走路——每天5000米、10000米。后來，用她自己的話說：“癌癥是讓我給逼走的，我感謝走路，非常非常感謝。”

生活的磨難，反倒溢出了秦怡的堅韌與大愛。

1937年從上海逃出的時候，秦怡拍了一張照片，當時的頭發(fā)是燙過的，但為了戴軍帽，她把一頭鬈發(fā)“咔嚓”一剪子剪了，從此從一頭青絲到滿頭白發(fā)，她始終都是齊耳蓬松的短發(fā)。97歲時，她病重入院，樣貌有點變了，看得人很心疼……

又過了兩年，99歲的秦怡竟又重返舞臺，坐著輪椅，精神煥發(fā)。她當場宣布：“人民的演員就要為人民演戲，為此，我要演到100歲！”

“人從復雜、苦難的環(huán)境里走過來，才明白應(yīng)該怎樣地去生活。”我又想起秦怡說過的這句話，想到她從青年時期就追求的人生價值。對老太太來說，何以人生近百還能擁有不竭的生命力、精氣神？或許答案是明擺著的。

兒子金捷從小愛畫畫，秦怡只要有空了，就帶著他到大自然中去畫山畫水畫花草。后來，兒子的一幅水彩畫以2500美元的價格被一位外國著名導演買了去。秦怡替兒子把這些錢分文不少地捐給了山區(qū)的貧困孩子。

2008年，汶川發(fā)生了8.0級大地震，秦怡在一次賑災(zāi)義演中捐出了20萬元。在外人看來，這20萬元或許只是秦怡全部積蓄中的一部分，哪里曉得，那是她一輩子的積蓄，傾盡所有。她的女兒有一次提起這件事時，說：“我媽媽捐完款，手里只剩下1400塊錢的生活費，她也不擔心自己晚年的生活。”

秦怡立刻說：“擔心什么？下個月的退休金就要到了，不就又有錢了！”

外界看到的，永遠是秦怡那張細嫩而沒有皺紋的臉。但我有幸跟她面對面，坐得很近，就看到了她的一雙手。那是一雙家庭主婦的手，是一生辛苦的手，是為兒女操勞的母親的手……

秦怡的兒子金捷64歲時走了。在彌留之際，秦怡一直在病床邊守著他。“突然，兒子坐起來，叫了一聲媽。當時我就在他身邊，我說：‘小弟，媽媽在這呢，在這呢。’他重復了一句，說：‘啊，媽媽。’他很高興，很開心的樣子，然后‘咕咚’一下躺倒，就再也沒有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