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

社會和經濟的歷史很少有明顯轉折點的標志。在漢代四個世紀中，每個世紀在經濟和社會組織上都呈現(xiàn)巨大發(fā)展。公元1世紀的社會非常近似于公元前1世紀的社會，現(xiàn)成模式大都延續(xù)下來了，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才從兩個時期的角度，而不是分成三個或四個時期來考察漢朝的社會和經濟史。由于前漢和后漢之間許多事物有其連續(xù)性，故對于后漢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無須進行全面的描述。飲食、房屋、服裝、運輸工具、家族組織、村莊和企業(yè)這類事物在漢代只有非常緩慢的變化，常常變化得太慢，以致在保留至今的各種史料中看不出變化。此外，農業(yè)技術和財政管理的基本特色在前幾章已經敘述過了。這一章將著重于敘述和分析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諸如農業(yè)生產的改革、新的地方組織形式的出現(xiàn)和上層階級成分的繼續(xù)變化。

經濟史

人們在閱讀正史時，可能想到前漢和后漢之間在經濟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巨大變化。后漢史料不常提到大商人，而常常提到“流浪”農民。但這種跡象并不能證明經濟蕭條或商業(yè)衰落。《后漢書》和《三國志》中之所以缺少大富商傳記和論述財政事務的“志”，大概可以歸之于史家對于所敘述問題的選擇，也許反映政府在管理經濟和在財政問題上進行試驗的興趣減退了。此外，除了普遍蕭條的因素外，農民還被各種經濟力量逐出家園。如果把考古學和文獻的證據一起進行考察，便可看出后漢繼續(xù)表現(xiàn)經濟穩(wěn)定，甚至整個生產呈現(xiàn)出緩慢發(fā)展，直到公元184年以后戰(zhàn)亂使國家許多地方的生活遭到嚴重破壞為止。可是正在這時經濟機能組織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引起了嚴重社會混亂。商業(yè)和工業(yè)

在后漢時期，商業(yè)和工業(yè)不像在公元前1世紀和王莽統(tǒng)治時期那樣受到政治干擾。關于詳細研究，見余英時：《貿易和擴張：中夷經濟關系結構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磯，1967），第18—21頁，以上第10章《城市和商人》。人們感覺到，那時沒有遏制商業(yè)的情況，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奢侈風氣和普遍地消費奢侈品。雖然有些社會評論家提到了這一論點，但是以王符（約公元90—約165年）的批評最為有力。他發(fā)現(xiàn)京城和其他大城市是主要經營貿易和商業(yè)特別是奢侈品的地方：

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shù)，類皆如此。本（農業(yè)）末（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

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或以游敖博弈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婦女）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彩，裁廣數(shù)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彩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費白日。……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致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彩襟，驕奢僭主，轉相夸詫，箕子所唏，箕子是商末紂王的太師，對于紂王的奢侈行為進行苦諫。

在這段短論里，王符的目的不是描述經濟，而是批評當時的風氣，在他奮筆嘲弄的激情中，他有時可能言過其實，但他關于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繁榮情況的印象實際上不是沒有根據的。在整個后漢時期，技術進步不斷涌現(xiàn)，包括造紙過程的完善、風箱和早期瓷器形式的發(fā)展。見范文瀾：《中國通史》（北京，1965）第2卷，第211—217頁。關于紙，見潘吉星：《從出土古紙的模擬實驗看漢代造麻紙技術》，載《文物》，1977.1，第51—58頁；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北京，1979）；王菊華和李玉華：《從幾種漢紙的分析鑒定試論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載《文物》，1980.1，第78—85頁。王符說，從現(xiàn)代朝鮮的樂浪到甘肅敦煌都仿效這些地宮樣式，他也沒有夸大其詞。這兩個地方很好地保存下來的墓葬，提供了在遠離京城地方采用奢侈品隨葬（至少是官員和富人）的特別充分的證據。在從長安到敦煌稍微過半路程上的武威附近，從一處龐大的墓地發(fā)掘了70余座墓葬。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2.12，第9—23頁。后漢作家的普遍怨言（早先也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怨言）是物質財富的分配不均。富人擁有的東西比他們能夠使用的還多，其他的人則一無所有。除原始階段以外，在所有已知的社會中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這種情況。重要問題在于財富是否集中在如此少數(shù)人手中，以致商業(yè)幾乎只與奢侈品打交道，而廣大居民則比前漢時期更少地從事商品經濟，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普遍衰落。漢代沒有一個地區(qū)的普通農民的生活是非常商業(yè)化的。這里的問題是交換問題。因為《后漢書》幾乎不像《漢書》那樣常常提到大商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某些學者便猜測地區(qū)間的貿易衰落了（例如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1979﹞，第25—26頁。也可參見多田狷介：《漢代的地方商業(yè)》，載《史潮》，92[1965]，第36—49頁，該文評介了關于這個問題的日文著作）。關于另一種針鋒相對的意見，見余英時：《貿易和擴張》，第18—21頁，他認為后漢自由貿易政策對商業(yè)有利；許倬云：《漢代農業(yè)》，如果有區(qū)別的話，他認為農民日益依賴市場。也可參看第10章《稅制》。關于貨幣，銅錢在后漢完全贏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到那時，銅錢用作衡量財富的正常尺度，應用于大規(guī)模交易中。例如，當?shù)谖鍌悾ㄊ⒛昶诠?0—85年）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時，他發(fā)現(xiàn)他的下級官吏都很富有。 “下級官員”是由他們的頂頭上司任命的低級官員和胥吏，他們不被認為是正規(guī)官僚機器中的成員。貨幣在人們生活中的影響可以從交易的多樣性上看出來，交易在理論上可以通過交換土地、貨物或奴仆來進行，不過這種交換是用錢幣來進行的。經常提到貨幣工資。見勞翰：《漢代的雇傭制度》，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1951），第77—87頁。貨幣經濟力量更進一步的證據是勞役義務可以部分地轉換成貨幣稅。關于勞役義務的詳細情形了解得很少。見許倬云：《漢代農業(yè)》，第77—79頁和注。后漢時期地區(qū)間貿易繼續(xù)繁榮的證據大量地是間接證據。當時竭力維護橋梁、道路和旅行設施。見勞榦：《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69—91頁。維修道路的原因當然很多。只有當政府擁有在必要時迅速派遣官員、軍隊或信使的手段時，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體制才能得到維持。這樣的運輸體系一旦建立起來，便對商業(yè)起促進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橋梁工程既為官員使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銘文在解釋為什么在四川修筑橋梁和石鋪道路以代替棧道時，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過河。因為棧道非常狹窄，長三千英尺，車輛不能互相通過。因警報系統(tǒng)失靈，而發(fā)生碰撞，一年之中翻車達數(shù)千起之多。《隸釋》卷四，第11—13頁。后漢時期華北的陸路運輸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時期一樣良好。山地修筑的某些棧道在后來諸世紀中未曾重建。官員和富人騎馬或坐馬車旅行。未曾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轎子。墓壁上常常裝飾著官員們率領下屬騎馬行進和官員乘車的圖景，藝術家試圖抓住大規(guī)模行動和氣魄的感覺。關于這種繪畫的例子，見《漢唐壁畫》（北京，1974），圖版18—21、28—31。因為后漢時期看來在流通領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錢幣，故必然有從事商業(yè)活動的人們，眾所周知，前漢時期商業(yè)活動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別在遠距離的奢侈品貿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來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這多半是由于他們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們的確提到了富人。據說梁冀（公元141—149年攝政）慣常查抄富人（推測是商人）的財產，其中一人的財產值7000萬錢。《后漢書》卷三四，第1181頁。也有證據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漢時期比在以前時期起著更大的作用。關于這個問題，見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頁。許倬云：《漢代農業(yè)》，第50頁以下。再者，豪右有時從事商業(yè)活動。當181年政府著手收購大批供軍用的馬匹時，據報道，“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后漢書》卷八，第345頁。農業(yè)的技術進步

地主為了獲得財富，無須進行商業(yè)冒險。漢代改進農業(yè)生產的方法有許多，而且是一個廣泛感興趣的問題。對于漢代農業(yè)的技術方面作了充分討論的著作有，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第154頁以下；許倬云：《漢代農業(yè)》，第81—128頁；也可參看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yè)史研究》（東京，1962），全書各處；本書第10章《華北旱田農業(yè)的發(fā)展》。雖然這些進步中有許多在前漢時期已開始采用，但只有當它們在全國各地被采用以后，它們的好處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2世紀末當趙過接受一項提高農業(yè)技術水平的任務時，還沒有廣泛采用牽引役畜。關于趙過，見第10章《華北旱田農業(yè)的發(fā)展》。近代考古學提供了鐵器傳播和改進的某種跡象。僅僅在50年代，與前漢的60處遺址相對照，發(fā)現(xiàn)了埋藏鐵器的后漢遺址100多處。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北京，1961），第75頁。關于鐵工業(yè)，見河南省博物館：《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載《考古學報》，1978.1，第1—24頁；劉云彩：《中國古代高爐的起源和演變》，載《文物》，1978.2，第18—27頁；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古滎鎮(zhèn)漢代冶鐵遺址發(fā)掘簡報》，載《文物》，1978.2，第28—43頁；《中國冶鐵史》編寫組：《從古滎遺址看漢代生鐵冶煉技術》，載《文物》，1978.2，第44—47頁；李約瑟：《中國鋼鐵技術的發(fā)展》（倫敦，1958），第34頁。有許多跡象表明后漢時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經發(fā)現(xiàn)了幾處灌溉遺址。安徽的一個例子包括一個水閘和蓄水池，灌溉溝渠可以從蓄水池得到水源。殷滌非：《安徽省壽縣安豐塘發(fā)現(xiàn)漢代閘壩工程遺址》，載《文物》，1960.1，第61—62頁；朱成章：《壽縣安豐塘漢代埽工問題的探討》，載《文物》，1979.5，第86—87頁。技術知識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加農業(yè)產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種種谷物和蔬菜，每一種按照土壤條件在不同時期種植和收獲。因為這樣把農事擴展到全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能夠提高每個勞動者的總的生產能力，因而顯示出比個體農民種植者的明顯優(yōu)越性。《四民月令》，全書各處。小農的貧困化

盡管在工商業(yè)和改進的農業(yè)技術中出現(xiàn)了經濟活力的跡象，但是人們沒有什么懷疑，后漢時期仍然存在著嚴重的“農民問題”。有各式各樣的證據說明這一點：短論文章作者的記述、政府進行補救的嘗試、農民本身的遷徙與盲流。特別在公元2世紀期間和以后，向南方遷移似乎具有相當規(guī)模。在公元140年的人口普查中，已有大量人口在揚子江流域和湖南的幾條大河流域登記戶籍，在隨后幾十年間向這個地區(qū)的移民仍在繼續(xù)。見李中清：《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和擴展》，載《人類的遷移：方式和政策》，威廉·麥克尼爾和魯思·亞當斯編（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1978），第25—47頁。也見勞榦：《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系》，載《中國社會史》，孫任以都和約翰·弗朗西斯編（哥倫比亞特區(qū)華盛頓，1956），第83—101頁。并不是所有處境困難的農民都作為先鋒者遷到南方定居。還有大量的、然而種類繁多的失業(yè)者，史稱流浪者或難民。鑒于政府給愿意定居和登記戶籍的人提供獎賞，故從公元57年起，甚至在豐收時節(jié)，幾乎總是有足夠的流浪者。在發(fā)生天災的時候，由于在正常年景時能夠自給、而在壞年成時則沒有儲備的農民的涌進而使難民隊伍擴大。

看來許多不能留在原籍的農民可能是技術改良和經濟進步的犧牲品作出這一論證的是五井直弘：《后漢王朝和豪族》，載《巖波講座世界歷史》，4，《古代》第4冊（東京，1970），第426—437頁。但是許倬云（《漢代農業(yè)》）對于技術改進和農民艱苦之間的關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釋。他認為農民自己和佃戶的小塊土地刺激了新技術的發(fā)展，因為新技術使他們能夠在較小的土地上生產出較多的東西。但是，我作出了相反的論證：較好的犁可以少使用人力，而不是多使用人力，佃戶常常受到地主密切監(jiān)視，決定種植什么和如何耕種莊稼的是地主本人。地主使用少數(shù)比較有生產力的佃戶比使用許多佃戶來對小塊土地進行精耕細作要更加有利可圖。見第10章《農村社會結構》節(jié)中的討論。為了對付這種情況，政府采取了若干旨在幫助小農的政策。這個問題在許倬云的《漢代農業(yè)》中作了詳細討論，第15—35頁。政府也偶爾努力使農民在新地方定居下來，作為減輕農村貧困的一種方法。例如，公元84年一道敕令注意到了新近對于農業(yè)的獎勵不夠，指出：

令郡國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遷居者﹞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后欲還本鄉(xiāng)者，勿禁。《后漢書》卷三，第145頁。

政府努力幫助農民的第三種方法是直接救濟。甚至在普遍繁榮時期，也認識到某些種類的人民——老人、寡婦、鰥夫、無子女者、嚴重疾病者、無力養(yǎng)活自己的窮人——需要救濟。后漢時期至少給這些人發(fā)放過24次救濟，通常是2—5蒲式耳（石）谷物。但是政府把這些人群看作經常需要對他們實行慷慨社會救濟的窮人。更重要的是給予通常能自給自足、但受到天災打擊的農戶的直接救濟。在后漢第一個50年間，有記錄可查的不能完全由地方處理的天災只有一次，即公元46年的南陽地震。《后漢書》卷一下，第74頁。在和帝在位期間（公元88—106年）所作各種努力中可以看出政府保持農民獨立性方案的大量困難。和帝在位期間發(fā)生的最嚴重的問題有公元92—93年和公元96—97年的蝗災和旱災，公元98年和100年的水災，從公元100—103年西北和越南的一些地方性問題。《后漢書》卷四，第174—175、182—183、185—191頁。政府有時試圖實行新方法。公元94年一道詔令規(guī)定返回原籍的離鄉(xiāng)者免除一年田賦和勞役。其間不管他們在什么地方，都由地方當局給予救濟，如果他們從事小販生意，他們也不被作為商人而征稅。公元101年勾銷貧苦農民欠下的食物債和種子債。三年后發(fā)布一道詔令：擁有田地、但因“糧罄”而無力自行耕種的貧苦農民，貸給他們種子和糧食。《后漢書》卷四，第178、188、192頁。在和帝時，政府能夠用這些不同方法應付突然淪為貧困的人民的災難，因而使他們不發(fā)生叛亂，并使他們盡快回去從事生產勞動。整個說來，國家不貧窮，國庫不空虛。曾經三次對所有人普遍減稅，而不管是否需要。這些形形色色的災害從來沒有被描述為使地方上的全體居民家破人亡，也沒有確鑿餓死人的記載。事實上，和帝在位時期救濟措施的記錄或許可以被看成普遍繁榮的證據，因為政府有能力對國家邊遠地區(qū)的天災受害者進行救濟。

但是這種情況并不穩(wěn)定。它取決于氣候是否溫和，政府的管理是否良好以及是否有牢靠的政府收入。如果廣大農民集團貧困到只在好年成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而當收成不好時便成為國家的負擔，國庫便會迅速空虛。和帝統(tǒng)治以后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形。救濟措施不大充分了，減稅措施不大大方了。中央政府經常命令地方官員自行應付災害，而又不供給他們應付災害的手段。公元143年政府的收入如此銳減，以致它不得不減少官員的俸給、禁止釀酒和向王公與貴族借用一年的田賦。公元153年20個郡國遭受蝗災，黃河泛濫；餓殍載道，據說餓死數(shù)十萬人。政府簡直無法應付這種災害。地方當局奉命撫慰和救濟饑民，但是他們沒有得到進行救濟所需要的糧食。公元155年報道發(fā)生大規(guī)模饑荒，中央政府命令地方當局向有存糧者征收30%的糧食，以提供救濟。《后漢書》卷六，第276頁；《后漢書》卷七，第299—300頁。如果政府的救濟計劃躊躇不決，陷入貧困的農民會發(fā)生什么情形呢？許多農民，不論待在本地或移居某地，似乎使自己依附于大地主。崔寔在公元150年前后頗具同情地描寫了這一過程。《全后漢文》卷四六，第10頁。大地主的興旺

盡管公元2世紀地方上出現(xiàn)了明顯的災難，以及流浪者、饑荒和騷亂日益頻繁地發(fā)生，但是，整個說來農業(yè)似乎沒有蕭條。對于大地主來說，這似乎是興旺時期。

富裕階級的財富和舒適情形不僅見之于崔寔這類人士的敘述中；考古學也展現(xiàn)出這些情形。從將近前漢末期開始，墓葬的物品和裝飾出現(xiàn)了新趨向。墓葬開始含有為顯示富裕所必需的東西的模型或圖畫——各式各樣的農莊，最好的是擁有狩獵場地的農莊。后漢比較精致的墳墓的墓室為磚砌或石砌，墓室的墻壁或拱頂具有裝飾。有時石塊上刻著浮雕；有時磚上有造型的浮雕花紋；有時磚的一面涂著膠泥和彩繪。描繪的情景包括歷史和神話人物、神鳥和神獸、死者生平，在許多情況下，還有鄉(xiāng)村生活景色。

山西平陸縣發(fā)現(xiàn)的公元1世紀的一座墳墓，主室各面和拱頂最初有彩繪。這些彩繪中保留下來的圖形包括丘陵、樹木和鳥獸，還有一座巨大的、可能有防御設施的房屋。在一面墻壁上，一個農民正用兩頭牛拉的播種機播種，這個播種機就是漢代史料中經常提到的工具。農民近旁流著一條小溪或灌溉渠，并有一人（可能是監(jiān)工）蹲在樹下，手里拿著一根棍子，注視著這位勞動的人。關于這些圖畫見《漢唐壁畫》，圖版4—7。關于這座墓葬的詳細報告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平陸棗園村壁畫漢墓》，載《考古》，1959.9，第462—463頁。現(xiàn)在內蒙古一座六室大墓葬保存了較詳細的圖畫，這座墓葬屬于公元2世紀末葉一位在該地擔任縣令和當軍官的人物。墓內有50余幅繪畫，其中許多都有標記。正面墓室描繪了墓主擔任公職生涯中最榮耀的事：他的多次擢升和慶賀擢升的行列。然后沿著位于中心軸上的走廊兩側往下是他擔任官職生涯的其他場面：倉庫、他治理的城市的布局和少數(shù)特殊事情。中心墓室主要敘述他生活的另一面，他作為有修養(yǎng)的紳士的作用：他跟老師們學習，他熟悉過去的偉人和當代的神話，他調動玩雜耍的人、樂師、舞師和在場的大批隨員舉行盛宴。附屬這間中心墓室的是一間小小的附屬房間，里間畫著炊事活動圖，在某種意義上表示為盛宴準備食物。遠離出口處的后面那間墓室顯示出墓主的比較屬于私生活的方面：他的莊園和他在家里的生活。莊園圖展現(xiàn)出丘陵、森林、一座大宅院、水井、車棚、一個打谷場、牛欄、羊欄和豬欄、馬廄，還有幾只小雞在附近走動。人們在從事各種工作，有的在采桑葉，有的在耕田，有的在菜地里鋤草。在兩個側面墓室為耕耘圖和在大牧場上的馬、牛、羊放牧圖。參見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和林格爾發(fā)現(xiàn)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載《文物》，1974.1，第8—23頁；內蒙古自治區(qū)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1979）。農莊對于總的幸福的重要性也可以在許多墓葬的陶制模型上看出來，例如據信為弘農楊家大官們修建的、考訂其年代為后漢末期的四座墓葬。墓葬中至少有四個陶罐上的銘文祈求死者未來幸福，并且提到每年2000萬銅錢田賦的收入。河南省博物館：《靈寶張灣漢墓》，載《文物》，1975.11，第79頁以下。從大墓葬幾乎普遍采用的這類模型來看，農莊被廣泛認為是利益和享受的源泉。在文學史料中偶然見到這種觀點。張衡（公元78—139年）作賦，贊美他的故鄉(xiāng)、后漢皇室“老家”南陽的繁榮景象。他描繪了南陽的地理形勢和自然資源，山上的種種樹木、鳥獸，池塘與河流中的魚類，冬季和夏季出產各種作物的可灌溉的稻田、果園、園圃和莊稼地。《全后漢文》卷五三，第7—9頁。

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huán)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yǎng)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后漢書》卷四九，第1644頁。關于仲長統(tǒng)，見巴拉茲：《政治哲學和社會危機》，第213—224頁。

雖然人們在農莊享樂，但是他們沒有人留下關于農莊具體布局的詳細描述。《后漢書》保留了關于重要政治人物土地財產規(guī)模的少量資料。光武帝某些親屬在南陽擁有大莊園。家中無人做官的樊準（盛年期約公元前20—公元20年）擁有300頃土地（3400英畝）；其祖先擁有700頃土地（8000英畝）的陰識在內戰(zhàn)中能夠調動1000多人去打仗。后來到公元1世紀，有一個王除自己的封地以外，還搜刮了800頃（9000英畝）土地。鄭太（盛年期公元170—190年）擁有400頃（4500英畝）土地，他利用土地上的大部分收入豢養(yǎng)他的追隨者。《后漢書》卷三二，第1119、1129、1132頁；《后漢書》卷四二，第1431頁；《后漢書》卷七〇，第2257頁。關于地產的組織，墓葬里的圖畫描繪出連綿不斷的地段的景象，但不宜作出結論說，這必然是常見的制度，因為必須考慮到某種程度上的藝術夸張。在新的土地待開墾或待開發(fā)的人煙稀少的地區(qū)，成片的連綿不斷的土地是常見現(xiàn)象。但是全體男性繼承人分割遺產的過程導致所有土地財產繼續(xù)不斷的分割，經過幾代人之后，未必能保持成片地段。農村豪右經常和兼并土地的過程發(fā)生聯(lián)系；富人用這種辦法兼并窮人的土地，他們或者通過購買或債務抵押的合法手段，或者采取恃強凌弱的伎倆。見楊聯(lián)陞：《東漢的豪族》，載《中國社會史》，孫任以都和約翰·弗朗西斯編（華盛頓特區(qū)，1956），特別見第103—115頁。后漢社會評論家沒有專門費神評述大土地占有者的身份本身。像前漢時期他們的先輩一樣，他們關心的是地主占有種地人的權力。如上所述，崔寔在這種制度中看出了對于人身的羞辱。在仲長統(tǒng)看來，政治的含義同樣是令人憂慮的。富人的權力比官員大，盡管他們沒有官銜，他們能夠驅使上千戶人家干活。《后漢書》卷四九，第1651頁。崔寔和仲長統(tǒng)敘述的卑賤勞動者可能是雇傭勞動者或佃戶，他們或者付給地主固定的地租，或者付給收成的份額。在各個地區(qū)之間，甚至在個別地主之間必然存在著頗大的差別。分成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用其收成的一半到2/3作交換，以換取土地，也許還有工具、牛和房屋。這就是政府在把佃戶安置在國家土地上的時候所采用的制度。沒有什么跡象證明后漢有奴隸從事農業(yè)勞動，或者證明對佃戶有法律約束。由于有剩余的強壯農民，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役使那些認為離去以后便能改善自己處境的農民為地主效勞。關于后漢租佃制和土地占有權問題，見平中苓次：《關于漢代田租或田賦和發(fā)生天災時的減免租情況》，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31（1973），第53—82頁；32（1974），第73—97頁；33（1975），第139—160頁，特別見第1卷，第69—81頁。也見許倬云：《漢代農業(yè)》，第53—67頁；多田狷介：《后漢豪族的農業(yè)經營》，載《歷史學研究》，286（1964.3），第13—21頁。況且，愿意耕種別人的土地習慣上似乎意味著接受與主人家中年幼家庭成員相類似的社會地位；一個人得到幫助和保護，但是他被指望要服從、忠誠和準備在各種威脅面前共同勞動。在中小田莊中，家長可能充當監(jiān)督者，他的兒子幫助干農活，他的妻子和女兒同女仆一道從事絲綢生產。崔寔的著作探討過這種制度，他只讓他的兒子們在農活的間歇期進行學習。《四民月令》，第9、68頁（許倬云：《漢代農業(yè)》，第216、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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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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