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與早期蒙古國家，1206—1227年

1206年的忽鄰勒臺

雖然篾兒乞和乃蠻的異己部分仍在繼續(xù)反抗，森林部落還有待征服遺憾的是，沒有參加者的官方名單。然而，從《秘史》中保存的，根據(jù)忽鄰勒臺決議而產(chǎn)生的任命高級軍事職務的冗長的名單來看，顯而易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參加了，當然也有鐵木真的那可兒和他的近親。

大會開始后，第一項程序就是升起鐵木真的九游白旗，對草原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象征意義的舉動。白色，也許是受摩尼教的影響，被認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顏色；而數(shù)字九為本土固有傳統(tǒng)，自古以來便與好運和其他魔力聯(lián)系起來。這樣，禿黑（tugb）旗幟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揚了鐵木真的時運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據(jù)草原的政治觀點所給予他的對“毛氈帳篷下的人”實施統(tǒng)治權的權力。如果拉施特有關會議程序的記載可以接受的話，行政

在1204年乃蠻戰(zhàn)爭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進制組建了他的軍隊，他還建立了一支私人衛(wèi)隊（怯薛）。最初組建時，這支衛(wèi)隊包括70人的白天護衛(wèi)（禿魯華，turgha'ud）、80人的夜間護衛(wèi)（客卜帖兀勒，kebte'ǖd）和1000名勇士（把阿禿）組成的特殊隊伍。怯薛作為一個機構，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紀80年代晚期最初組建的家族統(tǒng)治體制。它的全體成員，像家族體系的成員一樣，從他的那可兒中征募。從編制方面而言，他們既作為護衛(wèi)（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衛(wèi)者，同時又作為照顧他個人需要與照看他財產(chǎn)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區(qū)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的。在后者的職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職務有管家（扯兒必）、廚師（寶兒赤）、箭筒士（火兒赤）、門衛(wèi)（玉典赤）和牧軍馬者（阿塔赤）。此外，護衛(wèi)們還兼管女性隨從與小執(zhí)事諸如牧駱駝者與牧牛者的行為，照管汗的帳篷、馬車、武器、樂器和府庫，預備汗的飲食。隨著成吉思汗權力與財富的繼續(xù)增長，怯薛的行政與經(jīng)濟職權也自然隨之增長。怯薛從1150人到1206年1萬人的大幅度擴充，不僅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慮，更主要是用來滿足新生蒙古帝國不斷增長的行政需要。而且，由于怯薛世家體制既提供了個人服務，又提供了運轉(zhuǎn)機構，通過它們，成吉思汗管理著他迅速增長的屬民、領土和經(jīng)濟收益，故而無論他去哪里——去戰(zhàn)斗或圍獵，這一體制總是伴隨著他。這樣，早期蒙古國家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帝國護衛(wèi)軍，處于其統(tǒng)治者選擇落腳的任何地方。

這時，成吉思汗還設立了一個新的職務，即大斷事官（也可札魯忽赤），來監(jiān)督與協(xié)調(diào)新擴大的行政體制的活動。他選擇了被他家所收養(yǎng)的塔塔兒棄嬰失吉忽禿忽來擔任這一職務。大斷事官的職責多種多樣。根據(jù)成吉思汗發(fā)布的命令，他將劃分并分配屬民，即決定怎樣把屬民分配給各1206年定期進行登記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遠見的決定所產(chǎn)生的，這一把其本族語言寫成書面文字的決定產(chǎn)生于數(shù)年之前。在1204年，當乃蠻人被擊敗時，一名服務于乃蠻宮廷的畏兀兒人官員塔塔統(tǒng)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與這位有學識的俘虜進行長談后，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鶻字母書寫蒙古語，然后教他的兒子們認識新字母。被收養(yǎng)的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失吉忽禿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來寫本民族語言的人之一。塔塔統(tǒng)阿還介紹了印章在官方事務活動中的用法，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進蒙古軍隊的十進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傳統(tǒng)。然而，它被采用的規(guī)模則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軍事單位方面并沒有多少數(shù)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卻有一個完整的蒙古軍隊戰(zhàn)斗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個類似名單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千戶，而不是更有名的萬戶（土綿），是成吉思汗時代的基本軍事單位。當需要增加時，10個千戶會聯(lián)合組成一個臨時的萬戶。其中一個下級千戶的指揮官被任命為這一更大組織的指揮官，而同時，他又繼續(xù)指揮他自己的千戶。看起來，成吉思汗所有的將領都永久地作為千戶長（那顏，蒙古語noyan，復數(shù)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軍隊時，也還是如此。大部分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其家族成員，由于這個原因，軍隊許多最高級長官都擁有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類似乎不太重要的頭銜。

作為一支軍事力量，蒙古軍隊的成功依賴于它的機動靈活、紀律嚴明和聽從調(diào)遣。他們沒有超人的技術優(yōu)勢，也沒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軍隊都天生機動靈活，但沒有一個像成吉思汗的軍隊那樣紀律嚴明。據(jù)我們所知，成吉思汗的訓言（札撒）似乎主要是關于軍隊紀律方面的。殘存下來的片斷表明，對不服從命令的處罰是嚴厲的，而且軍事單位共同對其單個成員的行為負責。

指揮官在戰(zhàn)場上有效地協(xié)調(diào)大兵團運動的能力是蒙古軍事機器的另一個明顯證明。這一聽從調(diào)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時期經(jīng)常性的訓練，通常以各軍事單位加入的大規(guī)模狩獵為形式。這也有紀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戰(zhàn)地指揮官被要求嚴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動計劃行事。如果一支軍隊沒有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和正確的位置出現(xiàn)，它的指揮官就會立刻被處罰，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無濟于事。蒙古軍隊除了它的首要任務之外，還有重要的行政職能。在1204年和1206年產(chǎn)生的千戶的全體成員包括服兵役的戰(zhàn)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與奴隸。每一個千戶既是一個軍事單位，又是同一官員那顏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個組織。十進位的建置給成吉思汗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暗中破壞部落的權力與忠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軍隊紀律和團結一致來取代它。以前的對手諸如塔塔兒、克烈或乃蠻之類作為部落群體被有計劃地破壞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給混合千戶或者是分散成為由其他人組成的千戶的屬民（孛斡勒）。只有表現(xiàn)忠誠的舊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許組成他們自己的同一種族的千戶。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許以一個部落組成千戶，以他們自己的首領為長官。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的部落，不論它忠誠的記錄如何，也只是被束縛在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從于嚴格的軍事紀律。千戶，既是軍事動員的一種手段，也是社會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體系

在13世紀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個思想體系，不管怎樣，他們自己滿意的是，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統(tǒng)治權合法化并為他們的擴張政策進行辯護。雖然這一體系肯定到13世紀40年代已經(jīng)定型，但這些原則被最初表達并傳播的確切時間還不清楚。不過，似乎有理由認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顧問們在他稱汗時已經(jīng)注意到了稱汗的合法性這一問題。雖然蒙古意識形態(tài)的其他部分也許是后來被加上去的，但在這個時候概括整個思想體系是非常適宜的。

蒙古人的主權概念，像許多其他歐亞民族一樣，植根于神圣的王權觀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無上的權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長生天（蒙哥·騰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領。作為天神選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長生天的保護和扶植，后者保證他軍事與政治冒險的永久成功。這樣，伴隨他奪得權力的鴻運就成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險的及時警告和戰(zhàn)場上出乎意料的勝利，都被用來證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過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標志并肯定了他的好運和由此而產(chǎn)生的統(tǒng)治君權。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爾渾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銘文中稱為于都斤山的周圍山脈，控制了東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區(qū)，故而他更加自負。根據(jù)蒙古地區(qū)以前的突厥傳統(tǒng)，好運（qut）和君權與對這些神圣山脈的占有有著極其密切的聯(lián)系。確實，蒙古人有他們自己的圣山不兒罕·合勒敦，在那里他們的汗必須駐留，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成吉思汗選擇帝國首都的地點時，他選擇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臟地帶的哈剌和林，這可能是為試圖利用這一地區(qū)固有的好運并動搖游牧世界的觀念。授予成吉思汗并隨后傳給他的繼承人的君主權力在特點上是世界性的。在發(fā)動戰(zhàn)爭之前，蒙古人習慣于向其鄰國發(fā)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們宣布有權，如果不是義務的話，將全世界置于他們的統(tǒng)治之下。他們邊界之外的所有國家被認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國家都被要求毫不猶豫和毫無疑問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權。因為在蒙古人眼里，他們的擴張是由神核準的，所以，任何拒絕投降的人都會由于阻撓了神意而遭受最嚴厲的懲罰。天命與一統(tǒng)天下的主張在眾所周知的中國政治原則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體觀念中可以找到完全與突厥人類似的觀念。雖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漢人影響，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進的這些觀念，不論其原始出處如何，均是通過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兒人作為媒介傳入的，而后者對蒙古國家在其形成年代時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早期的征服

除了幫助加強和鞏固成吉思汗對東部草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外，1206年的忽鄰勒臺還制定了各種新的軍事和外交行動計劃。會議結束后不久，蒙古人發(fā)起了肅清不亦魯黑汗及其追隨者的戰(zhàn)斗，這導致了乃蠻的滅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諸部。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葉尼塞河上游的吉兒吉思、貝加爾地區(qū)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戰(zhàn)而降，并向他們的新統(tǒng)治者進獻了皮毛、獵鷹和騸馬等貢品。隨著他們北部邊界的安定和即將開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現(xiàn)在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直接轉(zhuǎn)向他們南邊的鄰居了。

到1207年，已出現(xiàn)金朝邊界防衛(wèi)體系開始被破壞的明顯跡象。女真人沒有能夠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動下的統(tǒng)一，而且他們在戈壁地區(qū)的主要守護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開與成吉思汗進行了談判。主因（漢語為乣）為居住在敏感的金—黨項—汪古邊界地區(qū)的一混合種族，他們經(jīng)常充當金朝的軍事輔助力量。當他們起來反抗其領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時，女真人的邊界問題就更加惡化了。女真人確信汪古部首領為騷亂的中心，于是刺殺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員能代替他。然而，他們的計劃沒有奏效，其繼承人，被殺害的君主的一個侄子，立即與女真人決裂，并正式承認了蒙古的宗主權。由于控制了有戰(zhàn)略意義的汪古領土，成吉思汗現(xiàn)在既能夠?qū)鸪帜軌驅(qū)ξ飨牡狞h項人王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他決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對其領土進行過試探性進攻。一支大軍集結起來，向南進軍，于1209年春末進入黨項人的領土。在成吉思汗的親自指揮下，蒙古軍隊擊敗了西夏的邊界守軍，一直推進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黃河的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并于10月包圍了它。當正面攻擊證明無效后，蒙古人試圖引黃河水淹沒這座被包圍的城市。然而，他們的計劃在執(zhí)行中出現(xiàn)失誤。黃河平原的灌溉渠水沖破了堤壩，在淹沒西夏首都的同時也淹了蒙古人的陣地。面對意想不到的變化，雙方?jīng)Q定尋求結束敵對狀態(tài)。1210年1月開始的談判達成了一項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xié)方案：黨項君主向蒙古人稱臣，保證派軍隊支持蒙古人今后的軍事行動。作為回報，成吉思汗解除了圍困，并從西夏領土撤回了他的軍隊。隨后，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帶著新妻——一位黨項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軍隊首次打敗了一個強大的定居國家的軍隊。

返回家園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兩個定居民族畏兀兒人和哈剌魯人的投降。然而，這次，他們的降服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兒人長期作為哈剌契丹王國（以準噶爾地區(qū)和斜米列奇為中心）的屬民，在他們宗主的壓迫統(tǒng)治下，多年來已變得越來越不滿。1209年，畏兀兒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fā)動了叛亂，殺死了駐在他們首都的慘無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員。為了尋求蒙古人的保護，畏兀兒君主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達了忠誠和服從。后者很高興，命令巴而術帶著適當?shù)呢暺酚H自來蒙古宮廷。因為成吉思汗正在進攻黨項，耽擱一段時間后，畏兀兒君主終于有機會在1211年春天到克魯倫河畔朝覲了成吉思汗。作為第一個自愿加入帝國的定居國家君主，巴而術被認作成吉思汗名義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歸順諸國國王的首位。二者都向蒙古軍隊貢獻了附屬軍隊，但重要的是，為數(shù)眾多與文明發(fā)達的畏兀兒人為他們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練的行政管理和辦事人員，他們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所重用。蒙古人對畏兀兒人這種性質(zhì)的服務的嚴重依賴導致了蒙古人在官職設置、財政制度和政治原則上大受突厥影響。

對金朝的最初進攻

蒙古人的下一個對手金朝，擁有一支龐大的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但他們對軍隊的需求也是極為廣泛的。在西部，他們卷入與黨項人的邊界戰(zhàn)爭；而在南部，他們面臨著南宋，后者從未放棄重新占領北方的企圖。就在1206—1208年間，金宋發(fā)生了沖突，雖然金朝獲勝，但它南部的邊界安全仍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

完全了解了金軍的部署后，成吉思汗于1210年對他的敵人采取了第一個敵對步驟，即與金廷斷絕了朝貢關系（約從1195年開始）。然而，他推遲了軍隊的實際進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沒有了其他的直接敵人，現(xiàn)在成吉思汗能夠集中力量進攻他最強大的近鄰金朝了。金朝軍隊迅速重新占據(jù)了他們的邊界地區(qū)，以準備迎戰(zhàn)下一次進攻。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來，又開始進攻女真人的外圍守軍。諸要塞如居庸關再一次被攻克，而且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務交給其附屬部隊后完成的。一旦邊界防線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進，比以前更加深入金朝疆土。他們到達黃河北部的農(nóng)耕地區(qū)時，軍隊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別破壞山東、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領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開闊的農(nóng)村，無論何時，只要有可能的話，他們都繞開堅固的據(jù)點。

到1213年末，蒙古軍隊已嚴重破壞了金朝的心臟地帶，開始撤回北方。但是這次他們保留了對所有重要邊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軍隊包圍中都以進行封鎖。包圍城市的努力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但是驚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許多貢品——金、絲和馬——作為結束敵對狀態(tài)的回報。蒙古人接受了這些條件，并且按約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鎖。金廷由于這次經(jīng)歷而失魂落魄，他們利用這次解圍的機會撤離中都，轉(zhuǎn)到開封；1214年夏季，他們以開封作為新都。

當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離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他的軍隊返回不久前包圍過的城市。由于守軍的頑強抵抗，通過猛烈攻擊占領中都的企圖沒有成功。最后，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來到中都戰(zhàn)場，親自指揮進攻。當蒙古人顯然已阻擋住金朝的援兵時，守城軍隊的士氣開始瓦解，這座城市于5月底向圍攻軍隊投降。在被占領后的幾個星期內(nèi)，都城被有計劃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毀。在他的直接軍事目的完成和對大量戰(zhàn)利品進行適當?shù)怯浐螅杉己闺x開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領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軍。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嚴重挫折。1212年，蒙古大將哲別橫穿遼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時，暫時占領了金朝的東都東京（今遼陽）。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慘敗，反過來還促成了另一居于東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亂。自從他們自己的遼王朝在1115年地圖25 東北諸戰(zhàn)役，1211—1216年

西征

蒙古人進入西域開始于1208年，當時，他們組織了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去對付叛離的篾兒乞與乃蠻部民組成的聯(lián)盟，后者在西蒙古額爾齊斯河上游建立了一個行動基地地圖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難時，哈剌契丹王國正忙于與占據(jù)西突厥故地和呼羅珊大部分地區(qū)（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個穆斯林國家花剌子模進行爭斗。乃蠻首領在一段時間內(nèi)渾水摸魚，最后與哈剌契丹君主結盟。不久，他成為國王主要顧問并且利用這一受信任的職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國的權力。日趨衰落的西遼帝國在屈出律強有力的領導下迅速得以恢復。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訶末撤回到錫爾河上游地區(qū)，并且于1213—1214年將其統(tǒng)治權力擴張到了塔里木盆地占優(yōu)勢的穆斯林居民那里。

乃蠻篡位者的成功開始引起成吉思汗對西方的注意。正當此時，蒙古統(tǒng)治者在中國取勝的消息傳到了算端摩訶末耳中。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個外交使團到達中國北部成吉思汗處，以探聽這支東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吉思汗熱誠地歡迎了使團成員，表達了與他的西方鄰邦建立和平關系和商業(yè)往來的愿望。為了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團回訪摩訶末，使團于1218年春季到達花剌子模。談判開始了，幾天以后，算端同意簽訂一項與成吉思汗建立和平與友好關系的條約。然而，他們之間的友好關系不久就由于發(fā)生在錫爾河上游的一個花剌子模城市訛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結束了。

條約簽訂后不久，這座城市的首領顯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許，殺死了一支蒙古人組織的龐大貿(mào)易商隊的成員，奪取了他們的貨物。作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懲罰犯罪官員，歸還被沒收的貨物。由于難以確知的原因以及對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訶末斷然拒絕了這些要求，而且輕蔑地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統(tǒng)治者被這些暴行所激怒，開始準備發(fā)動戰(zhàn)爭。

在對付他的新敵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對其他兩個前線的行動。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禿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亂不容忽視。叛亂開始于1217年而且不斷擴散，直到1218—1219年冬天，術赤率領蒙古軍隊的右翼才到達南西伯利亞并迅速平定了叛亂。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隨即沿額爾齊斯河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由蒙古正規(guī)兵和從屬國征集的大批附屬部隊組成的大軍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進發(fā)。主力軍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向錫爾河南部敵人的人口中心區(qū)進發(fā)，而一支掩護部隊則在術赤的率領下進入錫爾河北面的草原地帶，在那里與那些和花剌子模統(tǒng)治家族關系非常密切的游牧部落欽察和康里交戰(zhàn)。摩訶末與他的將領們的建議相反，并沒有與入侵者在開闊地帶交戰(zhàn)，而是用他數(shù)量上勝過蒙古人的軍隊去守衛(wèi)王國的各重要城市。雖然這些決定或許葬送了他獲勝的任何機會，但還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費時的和破壞性的圍城戰(zhàn)。訛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干的陷落都是特別的流血事件，在那兒，蒙古人驅(qū)使解除武裝的戰(zhàn)俘沖向嚴密防守的城墻，為他們的攻擊部隊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來反抗他們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后，又擴大了屠殺的范圍。在這些城市中，野蠻的報復行為正式以集體處決的方式降臨于人們身上。

當摩訶末得知他的戰(zhàn)略失敗后，驚慌失措地逃到了里海中的一個島嶼上，他于1211年前后死在那里。他的兒子與繼承人札蘭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軍隊繼續(xù)進行不懈的抵抗。為了追趕強有力與勁頭十足的札蘭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隊追蹤他，從伊朗北部穿過阿富汗斯坦進入了印度，然后又回到伊朗和哲兒拜占。雖然在蒙古人的打擊下，札蘭丁總是能設法逃脫追捕，但是英勇頑強并不能長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國的滅亡。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羅珊已被征服，蒙古守軍和鎮(zhèn)守者（達魯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盡管札蘭丁的事業(yè)已毫無希望，但他拒絕投降，仍繼續(xù)他徒勞無益的抗戰(zhàn)，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兒忒匪徒之手。

隨著花剌子模境內(nèi)有組織的抵抗結束，蒙古人開始著手準備他們下一步的一系列遠征。速不臺和哲別這時正在與谷兒只和哲兒拜占作戰(zhàn)，他們請求允許他們越過高加索山去進攻欽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應了。這樣，在1221年，速不臺發(fā)動了對歐亞草原西部的著名遠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武力偵察。他率領著由三個萬戶組成的一支軍隊進入了南俄羅斯草原。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條流進黑海的小河）戰(zhàn)役中擊敗了斡羅斯諸王公和西部欽察人組成的聯(lián)軍。接著，速不臺向西武力搜索斡羅斯諸公國直到第聶伯河，而后才折回向東，在與伏爾加地區(qū)的不里阿耳進行了一次短暫交鋒后，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獲得必要的情報后，術赤受命發(fā)動一次后續(xù)戰(zhàn)爭以使西部草原納入蒙古版圖。

成吉思汗在此同時從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軍隊，1224年夏季他到達額爾齊斯河，1225年春季到達蒙古中部。回到家鄉(xiāng)后，他計劃發(fā)動另一次戰(zhàn)役：1223年黨項君主在沒有通告的情況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對金戰(zhàn)爭的軍隊。蒙古統(tǒng)治者決心嚴懲這一不忠行為。

木華黎的對金戰(zhàn)爭

當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達克魯倫河時，蒙古對金的進攻暫時減少了，但并沒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將領之一木華黎繼續(xù)努力清除遼河流域的女真軍隊，1216年他完成了這項任務。在占領這一地區(qū)的主要城市后，木華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報告。出于對他戰(zhàn)績的滿意，成吉思汗賜予他“太師國王”的稱號，并且任命他為統(tǒng)帥，以發(fā)動一場新的戰(zhàn)爭去奪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國北方領土，即太和嶺以南的土地。

木華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時改名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軍事指揮機構。他控制下的軍隊包括蒙古左翼軍的2.3萬人，擴編的由7.7萬名漢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組成的附屬軍隊。后者在與金朝戰(zhàn)爭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勵和獎賞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滿意，大量金軍指揮官，特別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揮官，帶著他們整個的軍隊投奔過來。正是這些起關鍵作用的附屬軍隊的擴充，占去了木華黎可使用軍隊的3/4。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們軍隊大部分的中軍和右翼軍從中國北部撤出進行西征后，也還能對金朝保持不斷的壓力。在新戰(zhàn)役的初期，木華黎從中都和西京發(fā)動了一場三路的攻勢，企圖從金朝手中奪取山西、河北和山東。率領中軍主力推進到河北的木華黎，不久就遇到強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進攻的方式奪取城市，這使雙方都損失慘重。而有時花費這樣高的代價所奪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雖然進展非常困難，但木華黎仍緩慢推進。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將張柔鞏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戰(zhàn)果后，木華黎又將注意力轉(zhuǎn)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戰(zhàn)略堡壘。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后，蒙古人得以穩(wěn)固地向南推進。到1219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狹長地帶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華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兩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殘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進到山東西部，于十月未經(jīng)戰(zhàn)斗而占領了重要城市濟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錯誤軍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進展順利成為可能。1217年，在與蒙古人戰(zhàn)斗的間歇期間，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對宋開戰(zhàn)，因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對金廷的朝貢。從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發(fā)動的一系列進犯雖然常常在局部獲得成功，但他們從未獲得絕對勝利。宋朝盡管在開始時遭受挫折，但仍拒絕談判，他們繼續(xù)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漢水流域一度設法擊潰了金軍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顯然得不償失。從宋朝得到的疆土無論如何也不夠補償他們在北方丟給蒙古人的土地。而且，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明顯破壞了他們對付木華黎軍隊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懼，在1220年，他們征集了一支新軍，準備進行反擊以重新獲得他們損失的一些地區(qū)。新軍剛組建起來即進攻山東東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漢人起義（紅襖軍），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當木華黎得知了這支新軍的存在后，他立刻在1220年底從濟南移師南進，在離開封不遠的黃河南岸的一個淺灘黃陵岡對其發(fā)動了進攻。他以決定性的勝利擊敗了敵軍，而且由于這次成功，蒙古人擴大了他們的控制地區(qū)，占領了除山東東部和陜西之外的黃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領土。山東東部仍在紅襖軍手中；陜西則仍在金朝的統(tǒng)治之下。

在任命漢人叛將管理投降地區(qū)之后，木華黎回到北方，沿路進行掃蕩。同時，金廷由于反攻失敗，派出了一個由烏古孫仲端率領的使團來到西部成吉思汗處，商討可行的和談條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稱號，這樣就承認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須撤出陜西。然而，金廷認為過于苛刻，所以敵對狀態(tài)仍繼續(xù)存在。

在1221年中期，為了向金朝重施壓力，木華黎在陜西和甘肅東部發(fā)動了一次巨大攻勢。在首次越過鄂爾多斯之后（這得到西夏軍的默許，西夏還提供了為數(shù)5萬人的附屬軍隊），木華黎于當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陜西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將領之一蒙古不花指揮在陜西的進攻，而他自己則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在這一地區(qū)阻擋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來的戰(zhàn)斗中，蒙古人占領了河中和沿黃河的其他設防城市。但在陜西，蒙古不花卻由于金軍廣泛的封鎖行動而陷于困境。甚至在木華黎和他的軍隊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長安和鳳翔等許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這緊要關頭，西夏軍隊的突然撤回更進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軍事力量。由于進攻力量大大削弱，木華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對鳳翔的包圍。在對西夏邊界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報復性進攻后，他回到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揮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帶孫代替，但是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已減。金朝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立刻結束了與宋朝的敵對狀態(tài)，將其軍隊撤回到山西南部，收復了以前丟失給蒙古人的一些領土。紅襖軍在與其結成松散聯(lián)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這一形勢擴大了他們在山東的統(tǒng)治，而且短暫地占領了河北的部分地區(qū)。后者的行動促使武仙的突然叛變。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將領，1225年，他又一次轉(zhuǎn)變立場，這一次，他將其命運與宋朝聯(lián)系在一起。面臨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決定對付反叛的黨項人，蒙古人在以后的幾年中，只得滿足于對中國北方的控制。

對中國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認的那樣，蒙古人絕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習慣，而且很難依靠自身能力從事復雜的定居社會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練專家，尤其是那些有著行政管理和經(jīng)商經(jīng)驗、愿意幫助蒙古人管理和剝削其統(tǒng)治下的農(nóng)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開始組織由這樣的專家組成的骨干，這些專家來自契丹和漢人官員，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拋棄金朝的職位而投奔了蒙古人。隨著蒙古人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勢頭，叛投者的人數(shù)也顯著增加。漢人官員在第二次波動中數(shù)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現(xiàn)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陣營中效力。沒有進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員按慣例都保留了他們管理縣和州的舊有職位。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持秩序，征調(diào)本地區(qū)的人力物力，為蒙古人的軍事機器服務。

改變立場的漢人和契丹人軍事將領參加了進攻金朝的戰(zhàn)爭，他們或者獨立作戰(zhàn)，或者與蒙古軍隊聯(lián)合作戰(zhàn)。這些將領由成吉思汗或后來的木華黎批準任職。他們得到漢式或蒙古式的官職，被授予權力的符牌（蒙古語：gerege或baisa，漢語：牌子）以作為他們新地位的一種標志。

為了協(xié)調(diào)軍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鑒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臺中書省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這種制度以適應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個行省，其首領為蒙古將領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重新爆發(fā)后，迎來了漢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漢人首次被任命為“行省”。

像他們的金朝對手一樣，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職后也獲得了處置全權。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武將，既然被授予重要職務，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細地篩選。雖然“行省”這一職務至少在表面上與蒙古習慣相異，但它被有效地納入了蒙古社會政治體系。由于蒙古統(tǒng)治體系中的忠誠紐帶是高度個人化的，所以任何種類或重要的官職通常均為世襲的。“行省”也是這樣：兒子繼承父親，時間一長，行省轄區(qū)即變成私人領地。從長遠角度而言，這種“封建化”進程會帶來蒙古宮廷所不希望出現(xiàn)的后果。但在短期內(nèi)，它是鞏固對中國北部新征服地區(qū)統(tǒng)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統(tǒng)治中國的蒙古行政管理體系頂點上的是統(tǒng)帥木華黎。他無疑聽命于成吉思汗，但從總體而言，他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一位宋朝使臣趙珙曾于1221年訪問過木華黎的營帳，他把他同中國的皇帝相比，雖然他知道木華黎實際上并不是最高統(tǒng)治者。在長期與金朝作戰(zhàn)的過程中，木華黎自然也漸漸熟悉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據(jù)趙珙記載，“國王”的衣著和服飾是中原式的，他營帳中所采用的宮廷禮節(jié)也同樣如此。而另一方面，趙珙記載說，在木華黎的營帳中，婦女地位很突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男人喝酒和交談。所有這些均證實了蒙古社會習慣的影響與存在。蒙古在中國北部的政策

蒙古對金的戰(zhàn)爭造成了普遍的破壞、殺戮和社會混亂。他們用蹂躪鄉(xiāng)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著城市和農(nóng)村居民都要遭受嚴重傷亡和窮困。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后不久來到該城，在那里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場面。他記載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圍地區(qū)，幾天里的所到之處都布滿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體沒有被掩埋，瘟疫傳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隨行人員亦未能幸免。那些在軍隊屠殺、瘟疫和饑餓中幸存下來的人和處于蒙古行政統(tǒng)治之下的人都面臨著許多新的磨難。蒙古人從他們立國之日起就總是苛刻剝削他們的臣民。臣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提供附屬部隊以支持蒙古人的進一步擴張。由于圍城和封鎖對蒙古人來說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漢人軍隊被迅速征集起來以完成這項任務。這些漢人軍隊中，有些是在他們的長官率領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金朝官員從平民中新征募來的。到1213年，已有漢人軍隊被用來對金作戰(zhàn)，他們被稱為漢軍或黑軍。這些軍隊在戰(zhàn)爭期間穩(wěn)定地發(fā)展起來，到木華黎去世時，在數(shù)量上已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

除了軍事征兵外，漢人還被迫為他們的君主提供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勞役。窩闊臺時代之前，沒有跡象表明，在蒙古國家包括中國北部在內(nèi)的定居地區(qū)存在著統(tǒng)一的賦稅征收制度。雖然有關1211—1227年期間金統(tǒng)治區(qū)內(nèi)情況的資料很少，但看來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戰(zhàn)爭頻仍地區(qū)一樣，只要需求增加，他們就從臣民那兒征收他們需要的東西。這樣，賦稅征收只是一特定的沒有規(guī)范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戰(zhàn)爭的應急需要而實行的一系列無止境的極度征用與勒索。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當1217年漢人在行政機構中影響增長后，中國北方的嚴峻情況稍有緩解，并開始進行重新建立毀壞的設施、恢復農(nóng)業(yè)和復興社會與教育事業(yè)的嘗試。但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質(zhì)的，從來沒有得到蒙古統(tǒng)治當局的積極支持。這種情況直到金朝最后滅亡與13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時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與成吉思汗之死

當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時，他曾向黨項人征兵，但由于黨項人違背了以前的誓約，所以要求沒能實現(xiàn)。數(shù)年以后，黨項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為了恢復與蒙古人的關系，他們派出軍隊幫助木華黎從金朝手中搶奪陜西的地盤。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發(fā)生逆轉(zhuǎn)，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這些軍隊，這反映出西夏宮廷的嚴重分裂狀態(tài)。一個屬國的這樣反復無常的行為既是一種軍事威脅，又是一種對蒙古人聲望的挑戰(zhàn)，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讓黨項人作出解釋并使他們永遠保持協(xié)調(diào)一致。

為了試探西夏宮廷的態(tài)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進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項建議，給黨項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國臣服一次最后的機會：他們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須立即給成吉思汗的宮帳送去一個兒子作人質(zhì)，以擔保他以后的忠誠。但是，西夏沒有對這項建議給予答復，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們與金朝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就更加觸怒了蒙古人。與1209年快速進攻中興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戰(zhàn)役有著預定的目標，即征服或摧毀西夏王國的西部地區(qū)以使其都城、宮廷與王國的其他地區(qū)隔開。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進攻黨項人在戈壁西部的一個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馬可·波羅稱為亦集乃，漢人稱為黑水——開始了戰(zhàn)爭行動。不久，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軍隊向南進入甘肅走廊，進攻肅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這兩座城池均被攻陷，肅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腳下涼爽的大帳指揮了這兩場戰(zhàn)役，現(xiàn)在他重新組織軍隊，一部向西進攻瓜州，其余的則向東進攻西涼。后者為西夏王國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戰(zhàn)而克。隨后，因獲勝而士氣旺盛的蒙古軍隊又受命越過黃河，向西夏的都城中興進發(fā)。1226年末，他們抵達并包圍了都城南邊的一個重要設防要塞靈州。當西夏統(tǒng)治者感到威脅，并派出一支大軍去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時，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隊渡過黃河并打垮了西夏援軍。到1227年初，中興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圍，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成吉思汗的軍隊包圍中興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進軍，并于1227年春夏兩季進攻金朝西部邊界的據(jù)點。然而，在8月，這位蒙古首領病倒，不久就去世了。顯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馬舊傷復發(fā)并引起了并發(fā)癥，導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盤山南麓某處，死訊被暫時封鎖。為了實現(xiàn)他的臨終遺愿，對西夏都城的圍攻一直持續(xù)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為止。

西夏王國滅亡后，成吉思汗的遺體立即被運回蒙古，葬于不兒罕·合勒敦。軍隊被留下來鞏固新取得的戰(zhàn)果，但進一步的入侵行動則停止了。這因為皇族及其主要顧問和將領們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們領袖的去世，并把汗國的諸項事務安排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