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面臨的大問題

混合的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

首先論述意識形態(tài)這一題目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tài)比本節(jié)以后談到的其他實際問題更加重要，而是因為它比隋初的其他問題更全面，對各方面更具滲透性和更抽象。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給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響，但在已知的任何結果中卻很少表現為決定性的因素。它既是決策者的設想和心理傾向的組成部分，也是他們操縱的輿論的組成部分。如同隋朝的其他成就，我們在這里必須考慮它的歷史背景。

隋朝的混合意識形態(tài)中的儒家因素原為漢儒的思想、價值觀、習俗和禮儀，在漢朝滅亡以后政治動亂和分裂的三個世紀中，它們持續(xù)未衰。這些內容又分成若干亞傳統。最明顯的是使帝權正統化的非常細致的禮儀和象征的程序。在前面概述的李德林的事跡中，這一正統被用來滅周立隋，同時以最大可能避免天下大亂。禮部在屢次頒布的律令中進一步發(fā)展了它，并使之長期化。表面的和明顯的形式是天子遵守的禮儀，其中南郊春祭和在典籍規(guī)定的太廟中祭祖是明顯的例子。在這亞傳統中，隋取紅色和五行中之火；隋帝因此在南郊祀奉炎帝。這是與大漢的另一個象征性的聯系，因為漢也以火之“德”進行統治。這些聯系以及一切天子應該小心翼翼地履行的禮儀活動，對樹立隋帝的統治權，特別對擴大隋帝對包括陳朝在內的統治（那里仍熱誠地保存漢朝的傳統）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思想的第二個亞傳統是在道德和倫理制度方面。大部分蘇綽遺留的傳統關系到政體和社會全體的道德完善。楊堅很快放棄了北周設置的古代官職稱號，但強烈地支持儒家主張的倫理原則和社會的等級秩序。在隋代初期，王朝就對其行為成為儒家德行榜樣的人加以褒獎：恪盡孝道的子孫和不再娶嫁的鰥夫寡婦被豁免課稅和勞役。孝道——等級秩序的基礎——對楊堅尤其有吸引力。蘇威引用其父蘇綽之言，大意是人們若讀一卷《孝經》，就足以樹立本性并足以治國。第三個亞傳統為古典學識。如上所述，楊堅有反智力的傾向，不大利用不能直接用于促進帝國社會和道德的完善、不能用于天子履行的禮儀職責或不能用于培養(yǎng)有能力行政官員的那種儒家思想。他迫切需要有文才和獻身精神的官員來為他的新集權官僚機器服務，而儒家的經書課程是培養(yǎng)文才的標準途徑。儒家的經書又是政治思想的基礎；它們包含了論述政策的立場和論證的基本內容。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楊堅一再降詔以吸收才德兼優(yōu)之士進入他的官僚集團；他獎勵具有古典學識之人，命令諸州各選拔三人（工匠和商人除外）來京師深造、應考和任職，要求各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之人。

本章的前幾部分已經敘述了佛教滲透于社會各階級的情況，并指出佛教對楊堅及其心腹一生的強烈影響。在隋朝的混合意識形態(tài)中，其佛教傾向即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強有力的。楊堅曾在北周擔任官職，曾看到武帝從574年起大力推行消滅佛教、道教和一切儒家典籍沒有認可的宗教儀式的措施。僧侶和道士都要還俗，同時他們的廟宇、經卷和偶像都被銷毀。楊堅和他的妻子曾經庇護一個當過他幼年時代老師的尼姑，當武帝命令進行鎮(zhèn)壓時，楊堅很可能在被征服的北齊某地任職。他可能看到了受鎮(zhèn)壓影響的各種集團中的不滿情緒日趨增長的情況，這些集團是：還俗的僧侶，他們的生活方式已被明文禁止；俗家的施主，他們對僧道和寺觀的施舍和朝圣已成為其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和渴望超度的表現（其中有許多有權勢的文武官員）；最后是大批靠佛門寺廟為生的繪畫人、工匠、抄經者和供糧者等。578年陰歷六月武帝死后，排佛活動稍有放松，但直到楊堅立隋時才停止；最后佛教又得以振興。

對楊堅和隋廷大部分官員來說，佛教只是個人信仰；這里的問題是，佛教在混合的意識形態(tài)中起什么作用。作用之一是，它成了輔助性的法律。儒家傳統以其所有的禮儀和象征的說法使楊堅成為天子，而佛教則具有創(chuàng)造上蒼恩寵和賜福的理想統治者形象的豐富的民間傳說。有許多把楊堅與這一形象聯系起來的文字，以下為其中一段：“又皇帝大檀越，雖復親綜萬機，而綜道終日，興復三寶，為法輪王。”他登位不久，開始讓僧侶重入佛門，但要求這些人完全合格，而且必須受京師的大興善寺的有力控制，該寺以一位“律師”為住持。經過訓練和受戒律的僧侶對國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們興辦慈善事業(yè)，為國家的興盛祈禱，做其他具體的佛事（如祈求降雨和止雨，祈求制止瘟疫，為皇室列祖列宗求福），總的來說，這類活動為國家及其當權的皇室調動了巨大的無形力量。

隋朝佛教的第三種作用表現在它是各地各階級人民的共同信仰這一方面，因此它是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以后的統一力量。在文帝統治的初期，他就大彈此調，并在他整個在位時期一再重申：“用輪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戰(zhàn)百勝，為行十善。”含有佛教內容的道教在5世紀或更早已經形成，到北周574年壓制宗教時，道教已奉老子為主神，其化身及遺物也被放進圣殿祀奉。道教按佛教模式發(fā)展了道觀、道士和道姑的圣職、圣地、經卷和神學。楊堅掌握政權后，立刻撤銷了周的禁令。雖然據說楊堅稱帝后很少利用有才能的道士，但仍用一學有專長的道士制定第一部隋歷。我猜想，由于此人的影響楊堅才選用開皇為隋第一個年號。586年，他命一個起草公文的得寵文人撰寫碑文，把碑安放在安徽的老子的“出生地”；同時他命令一個高級官員在現場調查歷史遺跡并建造一座新的祠址。帝王尊奉老子和關心其神壇的情況至少可追溯到165年，因此隋文帝不但贏得道教信徒的支持，而且表現了他有權恢復漢代諸帝之后已消失的禮儀。

在楊堅為數甚少的涉及道教的公開聲明中，同樣強調了佛教記載中提到的關于帝國統一和諧的論調。他早期命令在中國五岳（道教在那里一般有優(yōu)先權）建造僧寺的詔書宣稱：“朕敬道之潛移默化之神力，以登太虛之境。朕奉釋氏一不可分之真髓，老子追求一體之理念。”在發(fā)展混合意識形態(tài)時，隋文帝以上述的主導思想和重點，有選擇地利用三教的價值觀、禮儀和象征說法。如果要確定何種主題占支配地位，那就應推萬物有機的和諧這一基本的中國價值觀念——這是隋朝在幾個世紀的戰(zhàn)亂和分裂的背景下必須努力爭取的目標。

建設新都

如同對許多世紀以來的中國人那樣，對隋朝的開國者來說，建設新都的決定是一件特別隆重的大事。因為國都是意識形態(tài)的象征，是天子統治天命所定疆域的中心。國都的位置和設計不但必須符合歷史先例，而且必須符合中國人用來適應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種象征性的制度。楊堅在漢朝的古都奪得政權，那里經過許多世紀的分裂，曾經再三地被洗劫、焚毀和重建。在此期間，它成了許多短命王朝的國都，其中大部分（如北周）的統治皇室和社會精英為非漢族。此城不大，也不對稱，已經古老和破落，飲水也帶澀味；它充滿了被殺害者的幽靈，也勾起了人們對連續(xù)的政治失敗的回憶。在執(zhí)政的第二年，楊堅和他的心腹顧問開始討論遷都的可行性，陰歷六月的一份詔令總結了贊成遷徙新都的所有論點。新帝向其臣民保證，他已研究了歷史的先例，經占卜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并且已瞻星揆日，卜食相土。他在要求其黎民承擔這項工程時說道：“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他命宇文愷負責建造新城的計劃，此人是當時搞建筑工程的最杰出的行家之一。他與所有協助建城的人都來自北方，具有混合血統；其中有的新近從中亞遷來，其中一人有拜火教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敞開思路大膽創(chuàng)新，從中國古代典籍的要求中各取所需。結果國都規(guī)模空前，設計新穎。

此城位于舊長安的東方和南方。夯實的外圍土城呈長方形，按羅盤方位布局但面南，東西長5.92英里，南北寬5.27英里。城內按職能分成四區(qū)，皇城位于中央，背靠北城墻，內為皇帝的居住地、太極殿、宮廷、幾個小議政殿和宮內侍從的居所。皇城南面隔著寬闊的斜坡是另一圍有城墻的區(qū)域，那是行政城，政府各官署就分布在其內的街道上。行政城為一項創(chuàng)新，因為以前的國都與近現代的巴黎和倫敦相似，政府的建筑分散在城的其他區(qū)域。在這兩個建筑群和外城城墻之間，排列了108個有長方形圍墻的建筑群（這一數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即9天之數乘以12時辰之數）；其中106個為供居住的坊，排列在11條南北向和14條東西向的大道上。各坊坊內有兩條街，交叉呈十字形，坊四面的中央各有一城門。另外兩個有圍墻的建筑群為市場，一在西城，一在東城。它們是有官監(jiān)督的城市商業(yè)中心。

城的主軸是一條南北向的寬闊大街，它從正北有五個門洞的主門通往行政城的中南門。如果一個官員取得了能夠通行的官品，他就能穿過行政城直達皇城巨大的南門廣陽門。隋文帝就是在此門樓上俯觀戰(zhàn)敗的陳朝顯貴的。京城和皇宮都以隋文帝在稱帝前所受的封地命名，因此稱大興城和大興殿（作為隋朝的都城，大興之稱富有吉祥之意，它可能使人想到“大興”早已消失的漢朝光榮的業(yè)績）。

當村落被清除，城墻拔地而起，城市的外形剛剛構成時，文帝就遷入（皇宮首先完工）。此時正值583年陰歷三月。在有些人的眼中，此城的宏偉輪廓對一個掌權未滿三年的君主來說，未免有些鋪張。楊堅也知道它的內部空蕩蕩，缺人居住，于是采取種種措施吸引人們前來定居。他命令諸王子和皇親國戚在城的西南部建造他們的王府，以推動其他人也來營建。他向捐助和建造佛寺的任何人都賞以御制牌匾。有一史料記載，某人拆除其舊長安城中的房屋，以木料建造新城的寺廟。文帝親自把最佳的位置留給京師佛道寺觀：在南北大道的東面，大興善寺占了整整一個坊。穿過大道，在較不繁華的西面則為道教的玄都觀。到了文帝執(zhí)政的末年，他眺望其國都，可以看到100多座佛道寺觀。隨著陳之滅亡以及它的精英從其國都遷到大興城，那里的居民無疑增加了。但在文帝末年，甚至可以說到隋亡之時，城的大部分地區(qū)仍無人居住，也未竣工。近代發(fā)掘的遺址經確定是隋都外城的一段，發(fā)掘者發(fā)現城的建筑有趕時間的跡象。隋朝初期如此規(guī)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創(chuàng)建者及其顧問的信念，即他們相信他們的王朝會比以前的政體具有更大的影響，更能長治久安。至少關于前一點，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因為唐朝繼承他們以此城為都，并在此地統治中國和整個東亞幾乎達300年之久。

中央政府的改革和人才的任用

當隋朝創(chuàng)建者接管北周時，他繼承了一個中央政府，其官員的職稱和職能已經有意識地按照《周禮》的模式被古典化了。但在這擬古門面的背后，實權仍被一個軍事貴族寡頭政治集團的成員所掌握，他們大都是鮮卑人，或具有混合血統。據統計，大約95%的北周高級官員為非漢族。在他執(zhí)政的第一年陰歷二月，他取消了北周官員的職稱，并宣布他的意圖是要遵循偉大的漢和曹魏（220—265年）兩個帝國的前制。事實上，他的大部分官署和職稱都模仿北齊，而北齊的官署和職稱則是5世紀后期北魏實行激進的漢化政策的反映。雖然如此，遵循漢魏前制的命令還是進一步證明，隋朝有雄心使自己成為一個比漢魏以后的地區(qū)性國家更偉大、更持久的政體。

王朝初年出現的中央政府機構包括許多有漢代名稱的官署，但這一機構的許多方面是新的，已經預先呈現出唐代中央政府的輪廓。在最高層為三師和三公，按照周初的模式，他們應該是皇帝的最高顧問。事實上，這些職務并無職能可言，而且往往長期空缺；有時皇帝把這些崇高的稱號和豐厚的俸祿賜給他要削奪其實權的人；有時又把它們封賞給皇親國戚。權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下一級的三省，即尚書省、門下省和內史省（后來為內書省）。尚書省最為重要，因為它管轄六部，即吏部、民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除三省六部外，隋還設立御史臺、都水臺（后稱都水監(jiān)）和九寺（其中包括太常寺、光祿寺和宗正寺等）。此外，隋還設國子寺（后為國子監(jiān)）和監(jiān)察帝國工程和生產的機構。這些官署的主要官員都有規(guī)定的稱號和各級屬員人數，對每個官署任職官員所必需的官品也有具體規(guī)定。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構，但缺漢代官僚機器中一個最高級的關鍵位置——丞相。文帝決定不設此職，下文將談到，他寧愿親自與三省的高級官員討論政務。實際上他本人就是丞相。因此，官僚集團在缺乏一個擁有全權的政府首腦的同時，還缺乏一個代表整個官僚利益的最高仲裁者和代言人。煬帝也照此辦理，如果有區(qū)別的話，他比他父親擁有更多的行政實權。

如果要整理出一個對稱的組織機構表（其官署的名稱能相應地使人聯想起漢代及更早的傳統，而且其中大部分從新近滅亡的北齊的實踐中沿襲下來），那是比較容易的。但對隋來說，真正的問題在于吸收新的精英，吸收充實各級官署、分擔隋王朝面臨的重大任務和與隋共命運的人。在吸收官員的過程中，新政體必須考慮各種各樣性質不同的因素。地方利益和地區(qū)對立在長期的分裂和戰(zhàn)亂之后異常牢固。有牢固地位的豪門往往代表它們自己的和本地區(qū)的利益。因此在文官政府和長期占支配地位的軍人兩者的利益之間必須搞某種平衡，漢族和其故土為草原的民族之間的裂痕在其他一切有沖突的利益集團之間普遍存在——它們之間的矛盾由于長期通婚和制度漢化而有所緩和，但潛伏的緊張狀態(tài)隨時都能爆發(fā)成對抗行動。最后，在有行政經驗的人中還存在忠誠的問題。有的人在北周勝利前曾在北齊任職，在589年以后，當委派某南方人任職時，政府必須考慮他的忠誠。“補缺者對隋的忠誠程度如何？”這個問題常使文帝縈繞于懷，而且在隋朝鞏固其政權前的幾年中特別重要。

幫助文帝奪權或在很早就擁護他的核心集團成員參與隋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并且是吸收廣大行政精英的積極代理人。這個集團包括上面討論過的四個心腹顧問。所有的成員都是三省的高級官員，都有資格參加廷議和商討重大國務的不那么正式的會議。除去暫時留任的北周遺老和在隋末動亂中短期任職的人外，這個集體還有18人，其中五人為皇親。簡略地考察這個集團的組成，也許對讀者有所幫助。

在隋以前的某個王朝任職的人中，有11人（如同文帝本人）為北周官員。其中14人之父曾在北魏或其繼承國之一效勞——在北周任職的比率很高；總的說父親的職位遠遠低于其子。只有一人是南方人，任命他是因為他是煬帝皇后的兄長。從籍貫上看，15人來自西起天水經京畿地區(qū)東迄洛陽這條東西向的較狹窄的地帶。其中五人的故土位于靠近這條地帶中心的文帝的出生地。18人中共有八人與統治皇室通婚或有血緣關系。在文化方面，這些人中大部分與其主公一樣是中國人，但又是特殊的北方類型的中國人。總的來說，這一核心集團由精于騎射和重行動的強悍無情的人、有才能的將領和經驗豐富的行政官員組成。他們的儒家學識一般地說是粗淺的，對漢文化和哲學的知識也很差。只有一人——李德林——是完全夠格的文人，他來自東部平原，受過扎實的漢學和歷史的教育。草原人的長期統治反映在他們個人的文化方面，雖然來自“漢族”家族的人與來自非漢族家族的人之比為8∶1。這與可比的北周權力集團形成鮮明的對比，北周的比率為2∶1，非漢族家族占多數。對于中央政府中的其他官員，隋又是如何選拔和任命的呢？從文帝執(zhí)政開始，他就決心集權，這一政策在他設立的國家機器中得到反映。對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命，大臣會議先選出候選人向隋帝推薦，如果隋帝批準，就下詔書任命。如果討論一下六部的尚書，我們就會對中央政府運轉的情況有一較清楚的認識。在六部的46名尚書中，65.2%的人出身于漢族家庭，28.2%出身于非漢族家庭。他們之中的42人是北魏（13人）和北周（29人）官員的子孫。只有三人有北齊的經歷，他們都在民部，負責帝國的稅收和土地分配。工部的非漢人比率最高，占部的尚書人數的45.5%。這一情況可以用某些非漢族家庭中鮮明的建筑工藝的創(chuàng)新傳統來解釋。第二個高比率的部為兵部，非漢族民族的尚武傳統可以說明他們在部內的勢力。前面談過的六部中最為重要的吏部只有12.5%的非漢族尚書。尚書們的籍貫與政府最高級官員的籍貫相似：46人中的30人來自從天水至洛陽那條由西向東的狹長地帶；其次，來自山西的有七人，其余的人則分別來自華北平原。

隋朝政府在其最高兩級顯然不能代表北方的不同地區(qū)，更不能代表南方。雖然其漢族和非漢族的組成比率與北周的情況正好相反，但與兩帝的籍貫和階級相同的人和家族仍占很大優(yōu)勢。雖然文帝和煬帝都不在官署中安插外戚，但一有可能，他們就傾向于起用皇親，華陰的楊氏家族高度集中在政府的上層機構；皇親還優(yōu)先擔任地方的總管。既然中央政府上層機構存在嚴重的狹隘性，那么隋又采取什么措施來擴大統治階級的基礎呢？

首先，隋統治者取消州刺史和其他地方官員的任命權，而將這一權力交給吏部。然后，他們逐步采用其他措施以使集中的任命權有效地實施。措施之一為“回避法”，它規(guī)定州縣官員不得在其原籍任職。另外還以兩個法令加以補充：一為禁止下級官員在地方政府中再度擔任已經擔任過的職務；另一個則規(guī)定主要的地方政府官員任期為三年（后來為四年），屬員的任期為四年。在594年，被委任的地方官員不得帶父母或15歲以上的兒子赴任，以免在他行使職權時對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此外，還需要對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年終考核，并根據評定的結果升降賞罰。為了維護新的官吏體制，隋帝又采用了幾種對策。一是皇帝親自巡視，文帝就花了很多時間考察地方官員的行政效率，一次他削去一縣官的官職，因為地方耆老語言失當。另一個對策是他指派巡視州縣政府的官員，使之充當隋帝“遠布之耳目”。這一嶄新的體制帶有嚴厲的理性色彩，這反映在新體制以最大的決心去結束官員生涯中世襲特權的統治和推行考核官員表現的新標準。如果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它意味著要設法起用新人，而不限于只任用長期壟斷官職的特權家族。隋文帝可能確實采用了西魏政治家蘇綽提倡的政策，它宣稱“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582年初期，隋文帝命令“貞良有才望者”擔任官職。587年，他又命令各州每年選派三人進京等待任命（商人和工匠除外）。這意味著在589年征服南方后，全國每年有900個名額。人們注意到，隋與漢不同，前者為各州規(guī)定標準名額，而不考慮它們的大小和人口多少。587年，他又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州刺史考核候補者，并按品質才能把他們分成兩類。中央政府還為應試士子另開了明經和進士兩種考試。秀才考試顯然需要廣泛的一般學識，明經考試則測驗應試者掌握某一典籍的程度，而進士考試則主要考文才。宮崎認為，三種功名考試的等級以秀才為先，其次是明經，再次是進士。以上簡略地敘述了隋為確保新的人才充實政府而制定的復雜的制度。一切證據證明，文帝和煬帝都對考試的實行有強烈的興趣；兩個人都委派正直有才之士進吏部任職，并且在詔書中一再堅持應用政績標準來任命和提升官員。嚴密的行政、控制和告誡仍都繼續(xù)需要，因為不講人情的選拔制原則——雖然它始于漢制——與滲透在儒家倫理中的家族和個人聯系背道而馳。在隋代，選拔制的原則在實行時還必須對付根深蒂固的貴族特權的反抗。這將在下一節(jié)進一步探討。

地方政府的改革

當隋朝興起時，它繼承的地方行政制度是過時而無效率的，這是幾個世紀南方和北方層出不窮的弊病造成的結果。有的學者認為，產生的部分問題應追溯到公元前106年，當時西漢修改了從秦沿襲下來的高度集中的地方行政制。這個制度設郡和縣兩級地方政府，兩者都直接對京師負責。漢在它們之上加了刺史一級。每個刺史負責視察若干郡。如果東漢政府及其后的諸國能保持強大的中央權力，嚴重的困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中央的軟弱無能，再加上權力下移到地方這一流行的傾向，造成了州的設立使它成為京師和郡之間的正式行政建制。

大分裂的大部分時間戰(zhàn)亂不止，在這種情況下，刺史既負責文職，又掌握州的軍務。除了州外，又出現了精心設置的府。在隋初，一個最高等級（根據人口）的州的長官可以有文武官員323名。進一步的弊病又同時在北方和南方發(fā)展起來。這就是濫設地方機構而不顧地方是否需要，行政是否合理，機構內被任命的官員都能獲得官俸、土地、津貼和豁免權，這些待遇大部分都取自當地的百姓。556年，北齊的文宣帝一心想改革這一制度，他描述了地方機構設立過濫的情況。他注意到豪門大族濫用它們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而設置州郡，而王公、宮女和宦官出于貪婪，則收受賄賂以促成其事。詔書說，結果百室之邑被宣布為州，三戶之民即可成為郡。在南方，一系列不同事件產生了相似的弊病。自312年以來從華北平原逃往長江流域及以南的半殖民地區(qū)的漢人像所有的遷移者那樣，移植了許多故土的名稱。朔州即為一例，它轄有五個郡，但移設到南方后，占地不足800平方英里。583年，楊尚希在其奏疏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新登基的隋帝接管的行政亂攤子的狀況：地方行政單位成倍發(fā)展，官員激增，稅收少得可憐，農民受壓迫，等等。他指出任命的官員數與黎民之比，有如十羊九牧。583年的最早的改革法令還對九級官品的官員擔任郡縣職務的任命做了規(guī)定。任命由京師的吏部作出。這些官員的政績每年要受到考核，刺史和縣令每3年（后來為4年）要調任，下級官員調任時期則為四年。郡縣按人口多少被定為九等，各按等級支俸糧，每年兩次，另外有權從官田取得收入以支付與官署有關的公私費用。地方單位所轄的人口數決定其官俸的等級。最后，第一個改革法令把地方政府上層長期各自為政的文職和軍職人員統一在郡的管轄之下；府的名稱被取消，它所有的官員（包括軍人）都被認為是郡的文職和行政人員的一部分。

595年的第二個改革措施是命令剩下的舊州官署一律撤銷，它們的職能早已被軍人接管。這一改革完成了北齊和北周過去采取的類似的措施（雖然沒有這次徹底）。隋及以后的各王朝繼續(xù)使用起源于大分裂時期軍事機構的官銜，許多地方政府其淵源可追溯到這一措施。雖然殘存的官銜是軍事性質的，但根據隋的規(guī)定，其職能純粹是文職的。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與否歸根結底取決于被任命的人，他們的質量又取決于任命官員的標準和方式。這方面隋朝又繼承了一項過時和腐朽的制度。地方和基層體制的中正制起源于漢末的混亂時期，當時教育制度和官員的選拔制都已崩潰。當時，這些中正通常還擔任其他職務，他們受權根據特定地區(qū)候選人在當地的聲望、家庭地位、才能、品德和與社會的一致程度分成等級，把他們選入帝國的官僚機器。有幾年，中正之職實際上被大貴族壟斷。薦舉的條件往往是首先考慮候選人的家世（以官方的譜牒為準）和權力關系，其次是中正個人的好惡。南方和北方都被這一制度所束縛；不過北方直到5世紀后期北魏采取漢化措施時才實行，又因北周改制而有所削弱。6世紀，北方兩名官員（羊烈和畢義云）為爭兗州大中正而互相攻訐。義云自我吹噓門閥說：“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羊烈答：“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在3世紀），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隋在583年取消中正制，撤銷了各級中正的職務（可能還有隨著此制的發(fā)展而配備的職務），而以中央吏部的任命來代替這一制度，同時如上所述，還以吏部專司每年的考核（或者皇帝在高興時親自考核）來確保新措施的實行。《通典》以法家的語氣總結了這一變化：“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隋中央政府還必須處理另一個問題：在有關政策事務和行政表現方面，它如何與派往各地方政府任職三年的官員保持密切的聯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隋建立了朝集使制。各州派代表出席御前的專門集會。在京師時，他們住在城東南的專區(qū)。集會在每年陰歷二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舉行。我們對唐代朝集使制的情況了解得比較詳細，唐每年有這種集會。唐代的朝集使一般是刺史和其他高級官員，他們除了帶貢品以外，還應帶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來到京師。每個地方單位的官員的表現要經過考察，然后被召見。隋代的儀式可能比較簡略，至少在隋初是如此。一次，隋帝對集會的地方代表講話，并向他們推舉某縣令為模范，因為他的施政被評為京師附近地區(qū)的佼佼者。他的講話依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談，其內容如下：“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yǎng)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之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范之。”對隋改革意義的評價各不相同，但在許多方面，史料的記述是明確的。第一，地方官改由吏部任命——這一措施北齊已經部分地實行——的改革，結束了若干世紀以來任命權分散在州府地方政府手中的狀態(tài)，從此開始了集權的新時代。第二，恢復了兩級地方政府制以代替三級制，并規(guī)定標準以使中央政府能決定地方行政單位的規(guī)模和性質，及時結束大分裂時期的混亂和弊病。第三，中央政府任命官員，這對有牢固勢力的貴族門閥的利益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它們習慣于控制自己地盤內的官員；中正制的取消和選用官員時家族世系標準的失效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宮崎市定認為這些改革是“革命性”的，結果從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中引起了導致王朝垮臺的對抗。土地分配和田賦

如果不能適當地為分配田地和征收以農產品為基礎的賦稅作出安排，中華帝國的歷代王朝都不能繁榮興旺。隋朝也不能例外。早在582年，當北方還遠沒有鞏固，文帝就頒布了一套新法令。據說它們大部分以北齊的條例為基礎，而這些條例又是根據486年北魏孝文帝采用的均田制。隋規(guī)定定期把土地分配給平民。土地分成以下幾類：（1）露田，由將成年和成年（隋規(guī)定的范圍是從17—59歲）的受田人持有和耕種，以后要退還當局再作分配；（2）可以繼承的永業(yè)田，它通常種植桑麻；（3）園宅田，它也可繼承。這些法令規(guī)定的基本分配情況見表如下：

表6 隋代土地分配情況表（單位：畝）

另外一部分土地則分配給有爵位和（或）有官職的人，這種地又分成兩類：（1）可繼承之地，其面積最高達1萬畝，最低為40畝。這不是實際賜數，而是個人被準許擁有的限額；（2）屬于某個官署的官田，其收入用于在職人員部分俸祿和用于公共行政及建筑等。這一固定而十分嚴格的制度實際上是怎樣實行的？現在人們對唐代均田制的情況有所了解，但對隋代的情況知道得很少。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設，這一制度的實行遠不如法令的條款令人想像的那樣公平。有材料證明，在人口稠密的地區(qū)，分配給每人生前耕種的地往往不足法令的規(guī)定數，我們也沒有證據能說明在南方并入帝國后那里也實行了分地于民的制度。此外，負責均田制和負責為該制度的實施提供統計基數的土地和戶籍登記冊的官員本人也渴望擁有土地，并且貪婪成性。其中的大部分人更可能破壞而不是維護這一制度。

這類制度在任何政體開始時都能最順利地得到實施，因為當時從過去敵對的爭奪皇位的人和沒落的社會精英那里沒收的土地使皇帝能得到大量的來源以供分配。隋朝也不例外。但早在592年，在人口較多的地區(qū)保持原先慷慨的分配數量（原先旨在使空地得到耕種）的困難出現了。文帝在這一年已注意到中央各地人口過多和糧帛缺乏，并且批駁了大規(guī)模移民的建議，于是派官員去平衡擁有土地的數量。在人口較多的農村，男丁只能得20畝。而不是582年法令規(guī)定的80畝。我們可以猜想，豪門和佛寺除積累的土地以外已經開始兼并可供長期分配的剩余土地。這是唐帝國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之一，它最后促成了均田制的廢棄。

但是隋制的實施可能很細，582年的法令明確規(guī)定平民繳稅和服勞役應根據他們擁有或占用的土地。當時隋朝的標準稅率分為三種：（1）田賦每年每戶納糧3石；（2）繳納規(guī)定寬度的絲帛或麻布20尺（以前為40尺），外加絲絮3兩或麻線3斤；（3）男丁一律每年服勞役20天。第一、二兩種稅分別向男丁耕作的露田和向勞動婦女開征。第三種的對象為男勞動力。17歲以下或59歲以上的男人、有官階和爵銜之人和堪作儒家品德表率的人都免除這些義務。稅制的大部分漏洞與記錄的弄虛作假有關，例如，男丁假報為“嬰兒”或“老人”；假造戶籍，虛報其大部分成員為“奴仆”，以逃避納稅和徭役。585年，文帝命地方官員調查戶口登記。如果所報不實，地方里黨之長將受發(fā)配遠地的懲處。這些措施還規(guī)定在戶主名下逃避納稅和服勞役的戶主的遠親應另行登記而為戶主。通過這些措施，稅冊增加了164.1萬個納稅人。大約就在此時，高颎向文帝提出糾正地方里正、黨長弄虛作假的措施，這一建議被文帝批準；高颎堅持，由于這些人的上下其手，官府不可能取得納稅臣民的正確名單。他建議擬定一種標準的表格以記錄稅收，而視察的官員每年正月初五去地方，組成以三或五個黨（每黨125戶）為單位的團，并根據標準的表格把諸戶及其納稅義務加以分類。隋的財政政策以向農民征收糧和織物的實物稅為基礎，國家根據均田制，爭取確定土地的可行的產量。通過地方行政的改革，隋爭取實行有效率和比較節(jié)約的管理，直至縣的一級。但整個制度的運轉取決于能否對農村人口保持某種控制，而農村人口，舉例來說，也自然而然地一有可能就設法逃避稅收和勞役，隱瞞非法獲得的土地，囤積和隱藏余糧。582年頒布的新法令采用經過長期考驗的方針來處理這一問題，辦法是設立地方組織，每個組織各設一負責人，最小的單位為保（5戶），最大的為黨（125戶）。更大的地方單位為鄉(xiāng)（500戶），于589年出現，以取代許多被撤銷的小縣。設立這些組織的目的在于在集體受制裁的威脅下進行互相監(jiān)督，以防止違法行為，特別是逃避稅收和徭役的行為。隋一度授權鄉(xiāng)長裁決他們所轄的戶之間的訴訟。這一措施在590年被取消，因為事實表明，當時它引起了徇私和受賄的弊病。我們沒有掌握這一互相監(jiān)督的制度準確實行的材料，但我們應注意到，上述的地方上各種稅收登記和稅額分配的責任名副其實地落到了由戶組成的各級地方單位的負責人身上，而且法令規(guī)定瀆職者要受罰。也許不妨采取這樣的看法，這個制度證明是有效的——當然要付出許多人命代價；它還有助于增強隋文帝的財政實力。

除了這一精心制定的制度外，隋朝還在585年和596年命令建立義倉網絡，規(guī)定農戶平均每年向義倉繳糧0.7石。關于這一地方單位（社，漢代為25戶）的規(guī)模、社司的性質和職能以及這一制度實行的有效范圍，我們都不清楚。但我們知道建立義倉的目的是在歉收之年為地方提供救濟糧，而且后來它們確用于這一目的。總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糧食儲備的主要網絡，以補充政府用來儲藏以后使用的稅糧的五大糧倉之不足；在隋朝鼎盛期，義倉藏糧在1000萬石與“數”百萬石之間。杜佑在評論藏糧、繳稅的布帛和其他商品時指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繼承的兵制及其改革

與其他事物一樣，隋的兵制大部分繼承以前的北朝。我們應該記得，北魏（386—534年）在一次大動亂后被推翻，結果在北方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政體：東魏和西魏。它們的后身分別是北齊和北周，兩者為爭奪北方的霸權而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直到577年北周戰(zhàn)勝其東面的敵人時為止；這就強行重新統一了北方，并使篡奪周的權力和創(chuàng)建隋政權的人在四年以后繼承了統一的局面和一個組織完善的軍事機器。隋朝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使用武力在589年打垮了虛弱的陳朝，以后隨著全國的平定，它又進行了逐步使政府非軍事化和減少現有軍隊的改革。到了隋末，由于遠征高麗的需要，這一趨勢完全逆轉；遠征招致了隋的滅亡。

6、7世紀最有爭議的制度之一為府兵制。我們討論的這一時期的府兵并非民勇，而是一種很特殊的“地方管轄的部隊”。我們必須先回頭簡略地敘述一下北魏和北周的歷史，以便了解這一制度的發(fā)展情況。在北魏的最初幾十年，它已在北部邊境一帶部署了部隊，以確保魏帝國的防務和不致受游牧部落敵人的侵襲。根據北魏的軍事傳統，沿邊境的各部隊都從有聲望的部落抽調，其將領往往是鮮卑貴族。這些由世襲軍人組成的精銳程度不一的部隊常常通過部落或準部落的紐帶而與其將領發(fā)生關系。北魏的漢化在這些部隊中引起的反應是不難想像的。一些一度趾高氣揚的部隊仿效漢人，成了罪犯的淵藪、貪官污吏的溫床和既無地位又有叛逆心理的社會階級。這些邊境人民對在洛陽的北魏新都（從494年起）受恩寵的同族弟兄的叛亂究其本源是一次社會叛亂，歷史學家稱之為“六鎮(zhèn)之亂”。叛亂始于524年，它蹂躪了華北平原，瓦解了北魏的社會結構，結果產生了兩個敵對國家。其中之一的西魏534年建于古關中平原（陜西省南部），那里是征服中國的傳統跳板。

西魏王朝的創(chuàng)建人宇文泰（505—556年）有意識地把關中用于這一目的，并且很快采取步驟去組織其軍隊。從一開始，他就仿效北魏的軍事模式。他的軍隊規(guī)模不詳但可能主要是鮮卑軍人的近衛(wèi)軍駐在京師（長安），是歸魏主直接指揮的中央軍。這些軍隊西魏打算用作打擊力量。但事實很快證明他們不能勝任這一任務，特別是王朝在543年慘敗于東魏之手后更是如此，當時估計折將400，損兵6萬。這次慘敗迫使西魏求助于漢族的人力資源；同年，它開始主要從陜西和甘肅征募漢族的鄉(xiāng)兵，以補充自己缺額的軍隊。這些兵不單純是應征的農民，而且還是當地漢族豪腴已經組成的地方部隊的士兵，雖然他們的職責完全是地方性的。經過新的征募，他們成了西魏兵制的組成部分，而歸96個儀同府管轄；這些儀同府又組成48團和24軍，各有相應的分等級的指揮結構。西魏繼續(xù)征募漢族地方軍，主要的兩次是在546年和550年。漢族士兵在西魏軍隊中占了壓倒優(yōu)勢，以致未漢化的鮮卑領袖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協助鮮卑族將領保持其地位。549年，在5世紀末大力漢化時期已經采用漢姓的邊境非漢族精英，奉命恢復原來的部落姓氏。554年王朝命令，凡其家族在北魏漢化時期被授予漢姓的軍官恢復鮮卑姓，甚至漢族將領也要采用鮮卑姓。此外，某個將領麾下的士兵也都應以該將領之姓為姓。556年，宇文泰死后一年，西魏被北周接替，如上所述，后者恢復了中國形式的政府。恢復部落方式的進程告終，軍隊甚至更牢固地被中央控制。軍隊主要通過設立許多儀同府而擴大了。此外，京師在周圍構筑了一個防御要塞體系。這一強大軍事體制的控制權并沒有掌握在武帝宇文邕手中，他只控制一支小近衛(wèi)軍。軍隊的真正的統帥是武帝的堂兄弟宇文護，他作為丞相，還控制了文官政府。作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他決定王朝的一切軍務。他甚至從近衛(wèi)軍中抽調大批士兵駐守自己的宅第。573年，武帝下令暗殺宇文護，終于重新控制了政府。兩年后，為了準備對北齊進行迫在眉睫的征戰(zhàn)，他命令軍隊來一次大動員。漢族士兵又被就地征募。但這一次王朝不是從建成的漢族部隊吸收，而是在普通農民中征集。勝利后四年，隋朝建國者接收了北周政權及其兵制。但在他執(zhí)政的早期，他就下令對皇帝親自指揮的軍隊進行一次大改組。當575年宇文邕命二十四軍的全部士兵都稱侍官并歸皇帝親自指揮時，他們的人數當然已經激增。但他并不打算把這些部隊并入其正規(guī)的近衛(wèi)軍中。楊堅把它們全部改組成4個衛(wèi)和8個府，從而改進了這一笨拙的雙重制。與以前的王朝一樣，隋朝京師的12個衛(wèi)和府由鮮卑族上層和軍事化的漢族家族的將領指揮。山崎宏對隋朝軍事精英的組成作了分析，現將其結果略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個衛(wèi)的60名其官品相當于六部尚書的大將軍，發(fā)現在整個隋代，漢族（可能其家庭受鮮卑族軍事傳統的強烈影響）占53.3%，非漢族占40%，其余人的情況不詳。在這60名大將軍中，曾為北周效勞的不少于52人，他們之中的46人的祖或父都曾為北魏（7人）或北周（39人）效勞。這些數字證實，北周軍事精英對隋朝的兵制具有很大的影響。當我們考察這些將領的籍貫時，發(fā)現他們的分布比高級文官更廣。26人來自陜甘區(qū)，24人來自東北，5人來自南方，其余的人不詳。南方的將領在王朝后期出現；他們不是出身于南方的軍人門第，而是靠功績取得了這樣高的地位。在王朝最后幾年，他們奉命指揮煬帝為遠征高麗而召集的南方部隊。值得注意的是，關中和華東之間籍貫的分布比較均勻，這可能反映所需的將領要“了解”來自駐守各地的部隊中的士兵。隋朝中央軍事機器征募的府兵兵員最初的來源有二：（1）世代當兵的軍戶，同于北周府兵制中的軍戶；（2）被選出專門供應兵員而無徭役義務的普通戶。對征集的不同兵種的服役期長短和次數不完全清楚，但當正常動員或臨時緊急動員時，京師的軍隊顯然要從地方統轄的軍隊中抽調兵員，而不使用未經訓練的服勞役的人。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襲的軍戶和地方的軍事組織而與早期的府兵制有淵源關系，但由于590年的法令，它與過去的關系被沖淡了。所以這一法令標志著隋代軍事史的分水嶺。

專家們對此法令中的某些內容有很多爭論，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確的。文帝在談及近期內戰(zhàn)的災難時，哀嘆任意動員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難和生命的不安全。他于是說：“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賬，一與民同。”除了使華北平原非軍事化外，王朝還想出其他平定全國的辦法。595年，文帝下令沒收帝國的全部武器，并以法令規(guī)定私造武器者將被懲辦；但隋的策動一切軍事行動的地區(qū)關中又不受此限。為了防止水上叛亂，文帝在598年下令沒收南方所有長30尺以上的船只。

軍事制度第二個大改革是煬帝在605年下令進行的。這一改革旨在把兵力進一步集中，歸中央指揮機構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總管府統率的所有部隊從此直接歸京師12個衛(wèi)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后，總管府的數字已經減少，但在604年仍有36個，其中兵將最多的府集中部署在北部和西北邊境。除了把這些部隊納入中央軍事機構外，煬帝又下令把儀同府的名稱規(guī)范化。從此，地方軍事單位都稱鷹揚府。在第二次軍事制度改革后，隋已牢牢地控制了國內的部隊。王朝在軍事上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依然是來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幾年，北方邊境遭到突厥和吐谷渾的嚴重襲擾，所以那里需要大批軍隊。為了緩和供應問題，文帝下令在長城外設屯田以供應軍糧。他命令一個以嚴酷聞名的高級將領負責此事，據說屯田進行得很成功。在利用沿西北邊境的要塞化的村落來對付邊境游牧民入侵的努力方面，文帝則沒有那樣幸運。他只能采用另一種由來已久的邊境政策：疏散草原的游牧民和保持軍事前哨網絡。對付游牧民族威脅華夏的傳統防線當然是長城。在前人做了大量事情之后，隋的統治者繼續(xù)大力對它進行整修和延伸，并派人駐守。這項工程在文帝登位時就開始，當時本地的“夷狄”被動員每年需在城上服20天徭役。同年，文帝命一名心腹大臣動員3萬名勞工建造（或重建）一段長城。但這只是開始，因為在586年，被動員的勞工達11萬人；在587年，達10萬人；在607年，有100多萬人建造鄂爾多斯和今陜西省之間的一段由北向南的新長城；在608年，被動員的勞工超過20萬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勞動者只進行每年必須的20天強迫勞動。大部分長城都是在以前殘留的基礎上重新修建的。建筑材料是傳統的夯實的土和曬干的土磚。

隋朝的軍事建制是令人矚目的。它能輕而易舉地應付小規(guī)模的入侵和騷亂，又能部署精兵進行大戰(zhàn)役。612年集合兵力并供應100多萬大軍遠征高麗的能力證實了這一制度的效率，雖然這次遠征的結果是災難性的。產生這種效率的關鍵在于集文武大權于京師和隋帝本人手中。隋的兩代皇帝深知以前分裂時期的幾個世紀的歷史教訓，這最明顯地反映在他們的軍事政策方面。

隋朝的律令

凡是具有想在中國永葆基業(yè)這一雄心的王朝，都必須采取步驟重定法規(guī)。從很早時期起儒家人物就爭辯說，如果統治者及其代理人確具美德，法律就成為多余。但他們發(fā)現這類情況甚少，于是也像持其他主張的人那樣認為，為了有條不紊地行使權力，當局必須編制法律。當隋朝掌握政權時，它就采取長期以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這種妥協辦法。隋朝制定的法典對以后的幾個世紀仍產生影響。

在開皇元年，隋帝就下令負責法律和禮儀的朝廷大臣修改原來的法規(guī)，并制定新法典。他們的報告上呈隋帝，隨即在同年陰歷十月，共有1735條條款的新律被及時頒布。新律減免了舊律中許多最苛殘之法，如梟首、車裂和鞭刑。詔令在最后以威嚴和充滿希望的語氣寫道：“雜格嚴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兩年后，隋帝又命令盡量簡化新律，于是原來負責的官員將條款減到500條，這就是開皇律。在負責這一工作的官員中，要算裴政學識最廣，影響最大；他原在南朝的梁從事司法工作，江陵失守他被俘后又在北周掌司法之職。白樂日認為，在把南朝和北朝的法律傳統綜合成可行的開皇律時，他的淵博學識和經驗起了主要的作用：開皇律的基本結構采用北齊律，內容則從魏、晉、南朝的齊，特別是從梁的法律中吸收。開皇律保持四種刑罰：（1）死刑；（2）流刑，通常有強制勞動期（有時到邊境服兵役）;（3）就地強制勞動；（4）杖刑。對于一切官員，隋律準許依次以銅的斤數作為罰款折罪。官員可以官俸抵作罰款或以降職折罪。對官員最嚴厲的懲處是削職為民，以后他們就須按規(guī)定納稅和服徭役。因此開皇律保持了古法中官民有別的做法，其源至少可追溯到《周禮》（漢代加以系統化的典籍）。

按照文帝的性格，他不滿足于只頒布新律。在586年，他召集地方命官至京，以考核他們是否懂得新律的條款。因為地方長官在其轄區(qū)有司法權和行政權，日常的審理和懲處是他們正常職責的一部分。但這種自主權不包括新律規(guī)定的幾種嚴重罪行。它們歸御史臺審理，御史大夫不但負責調查和起訴，而且還全面監(jiān)督帝國的全部官員。盡管迅速制定了法典并教導官員們如何應用法律，官僚們仍留戀陳舊的、往往是腐敗的方式。文帝試用了許多緊急辦法。他一次因有人瀆職而大怒，竟廢除了地方和京師一切法律專業(yè)人員的職務。他一再試圖告誡和規(guī)定法律程序，對京師的搶劫還試行他自己的那種懲罰性判決：凡搶劫值一個銅錢以上的物品的人，應被公開處決。他殺了有小過失的、拒不揭發(fā)罪行的和接受小額禮物的官員。以下行動十分符合他的性格：他每季復查所有囚犯的情況，在秋分（處決犯人之時）復查各地上報的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開皇律雖比以前的法律簡單和寬大，但仍不能迫使官員們自覺遵守，更不能遏制大貴族的任性行為。確實，在整個實行過程中，法律經常被濫用。《隋書》在提到大理寺兩名喜阿諛奉承的官員時寫道：“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他們又深知如何取悅隋廷的心腹謀士楊素，其中一人每次在街上遇見楊素時，“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開皇律現在只存殘卷，但人們充分了解，其內容出色地綜合了大分裂時期的法律傳統。唐律直接以它為樣板，并且通過唐律，它又是中華帝國以后法令的模式。王夫之在17世紀對隋律令作了不尋常的評論，他寫道：“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余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對治理國土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文獻是可能在582年陰歷七月頒布的法典化的隋令。它包括與官場、官僚機構辦事程序、土地和稅收規(guī)定及日常行政章程有關的條款。雖然開皇令已不復存在，但在其他著作中仍可找到大量引文。它涉及的范圍、篇幅和分類似乎又是624年頒布的第一套唐令的前身。開皇令像其他律令匯編那樣，遵照詔令補充和修訂。在討論關于均田制、稅制和軍事體制的管理時，我們已經提到了具體的規(guī)定。

雖然煬帝下命匯編他執(zhí)政時期的律令（在607年頒布），但它們似乎亦步亦趨地遵循開皇律令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編纂者的確也是編纂以前律令的著名人物。煬帝的功績在于他把隋律500條全面減為200條。但據說由于王朝要應付征伐高麗失利而帶來的危機，刑罰的寬大就轉為嚴酷。邊防和領土擴張

一位8世紀的年代史編者列出了隋朝武力克敵制勝的幾個戰(zhàn)場：在南方征服了陳朝；在北方成功地打擊了突厥；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渾；在邊遠南方占領了占婆；在東方征服了流求。當未來的文帝仍為北周的官員時，突厥已作為一個嚴重的威脅出現于北方。他們在眼花繚亂的草原部落戰(zhàn)爭中引人注目，到了6世紀50年代他們已實現了對從滿洲的遼河直至波斯邊境一塊遼闊地區(qū)的松散但令人生畏的控制。他們通過對農耕民族的成功的掠奪和對中國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的控制而日益富強。他們在政治上分成東西兩個汗國，西汗國臣服于東汗國。東汗國之中心在今外蒙古（原文如此。——譯者）的鄂爾渾區(qū)，西汗國于夏冬之季扎營于西突厥斯坦氣候宜人的地方。

西汗國在涉及挹怛、拜占庭和薩珊王朝波斯的一系列復雜的遷移過程中日益富強，而東汗國則蔑視分裂的中國北方，并為自己的利益而對它進行操縱。北周帝卑躬屈膝地請求娶東汗王之女，他在565年攀得這門親事；每年北周要送給突厥人10萬段絲緞。長安的突厥居民受到盛情款待和周到的眷顧。東面的北齊則緊張地傾府庫之財討好突厥人，因為他們擔心突厥人會站在敵國北周一邊。突厥的統治者從鄂爾渾的大帳，洋洋得意地打著中國天下的主意。據說他幾次對他的隨從說：“我在南兩兒（指北周和北齊兩帝）常孝順，何患貧也！”如果這一大突厥帝國的勢力繼續(xù)統治北方的邊境和整個中亞，那么隋就不能在這些地區(qū)重振華夏的聲威，而且很可能被迫采取防守的姿態(tài)，就像以后面對契丹的宋朝那樣。但命運之神偏袒隋朝。西突厥汗國落到達頭之手，此人易沖動而且好斗，在582—584年期間先發(fā)制人地取得原應歸東突厥統治者擁有的可汗稱號。此后，兩個突厥帝國不再聯合，雙方經常交戰(zhàn)。而且由于582年新可汗經過爭奪后即位，東帝國提供了中國政治家們長期以來習慣利用的機會。他們時而又支持某一可汗，時而又支持反這個可汗的一方，因此東突厥人的政治統一被破壞無遺。同時他們又設法不使東帝國瓦解而使達頭有可能以武力統一兩個帝國。當達頭于601年威脅隋都和在602年進攻鄂爾多斯區(qū)的一個中國的傀儡可汗時，他企圖做到這一點。但當他遠離其根據地時，西帝國因一次叛亂而分裂，叛亂者為其主要的部落鐵勒。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代理人做了出色的工作；達頭在603年銷聲匿跡。他的孫子只能在其帝國的極西部樹立政權。在隋朝的其余時間里，中國人主要對付東突厥的可汗。格羅塞在總結隋的成就時說：“在蒙古，如同在西突厥斯坦，隋朝未采用大軍事行動而只用傳統的計謀，就粉碎了突厥人的力量，它消滅了桀驁不馴的可汗，而只把那些被冊封的可汗扶上臺。”盡管隋在早期獲得一些成功，但在北部和西北邊境突厥依然是主要的強大游牧力量。在本章的后面的部分，我們將討論煬帝處理這一問題的情況。

越南

在漢代，交州（今河內—海防地區(qū)）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和中國文化在邊遠南方的前哨。但在6世紀時，以建康為都的幾個虛弱王朝再也不能控制這一地區(qū)，于是一個有安南和中國混合血統的地方長官就自己建立了王朝。文帝派強悍和久經沙場的將軍劉方收復交州，當地王朝的最后一個統治者在602年投降。占婆（林邑）國在近代安南的沿海一帶，其國都在今之峴港以南。它也已中斷了與建康的虛弱的陳朝的朝貢關系，但在595年，其王梵志謹慎地遣使獻方物。但對他來說不幸的是，在5世紀中國人的一次成功的掠奪中產生了一種傳說，即占婆多奇寶，取之不盡。以貪婪聞名的文帝一反慣常的謹慎，命劉方率有作戰(zhàn)經驗的將領及水陸之師進攻占婆。梵志部署巨象作戰(zhàn)。但隋軍攻破其都，設法拿走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歸國時，入侵軍隊受到一次瘟疫的打擊，包括劉方在內的大批官兵喪生。隋企圖直接治理占婆的若干地區(qū)的努力是短命的，梵志不久重新執(zhí)政，即“遣使謝罪”，此后據說“朝貢不絕”。陳的滅亡和隋在南方權力的鞏固

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陳政體的虛弱和領土日益淪喪的情況。文帝繼承了北周大為擴大的版圖，建康的王朝因喪失了四川和長江以北的全部領土，其側翼受到包圍，因此從581年起，就只能茍延殘喘了。在長達六七年的時間內，楊堅一心對付東突厥人的威脅（見上文）和致力于改革和鞏固政權等問題。但他即位剛一個月，就任命他的兩名最有成就和令人生畏的將領總管與南陳接壤的長江下游邊境，據說他們在那里開始準備以后的進攻。楊素后來被任命為湖北四川邊境的長江地區(qū)的總管，開始建立遠征的水師。同時，糧倉制正付諸實施，運河體系的第一段工程已經開始。587年，文帝滅亡傀儡國家后梁，直接控制了長江中游。在此期間，他傾聽了大臣們征陳的許多建議。雖然他似乎注意聽取意見，但他最后還是采納了他以前的老學友崔仲方的計謀。

有人猜想，此計劃之所以吸引楊堅，是因為它詳細周密，并且列出了許多應急的對策。588年，文帝給了陳主一封加蓋御璽的信，上列一個暴君的20條罪行，表明取其領土并非罪過，實乃天意。同時文帝又下詔書，以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為即將發(fā)起的進攻辯解。他在詔書中指責陳朝背信棄義，驕奢淫逸，殺害忠貞的諍諫之臣和其他罪行，并且提到了一些明顯表示觸犯天怒的自然異常現象。他在整個南方分發(fā)了30萬份詔書，以期軟化抵抗力量。這很可能是早期在心理戰(zhàn)中使用“宣傳品”之一例。

589年初期，遠征開始。一切都按照在長期準備過程中精心制定的計劃進行。從四川至東海，裝備精良的軍隊攻擊陳朝。最扣人心弦的時刻是在楊素指揮的艦隊和防守的南陳艦隊在長江三峽交戰(zhàn)之際。楊素指揮有幾千艘船的“黃龍”艦隊，在黑夜偷偷地靠近南陳的艦隊，黎明時南陳的艦隊被南岸和北岸的陸軍突然襲擊，徹底戰(zhàn)敗。在下游，陳的將領在長江安置鐵鏈，以期摧毀隋的艦隊。但楊素和另一隋將取陸路摧毀了保護安置鐵鏈的柵欄。在決戰(zhàn)中，楊素的四艘裝有撞角并由四川人駕駛的大“五齒”船摧毀了陳的防御艦隊。楊素駛往武漢，與秦王俊指揮的大軍會合，后者從襄陽直逼漢水流域。小股部隊渡長江逼近建康之東面和南面，然后向陳都進軍。晉王楊廣和高颎統率的主力軍從淮河正南的壽陽（今安徽壽縣）東移，渡過建康以東的長江。陳軍以重兵防守通往其國都的幾條通道，但他們缺乏統一的戰(zhàn)略，他們的最高統帥陳后主，仍舊昏庸無道——如果我們相信史籍記載的話。在京城的北門防御還在進行，但一個陳的將領卻向隋軍打開了南大門，并對其士兵說：“老夫尚降，諸軍何事？”隨著陳后主的被俘，長江沿岸的陳的地方長官都向隋軍投降。只有建康以東和以南的諸地仍在堅持，但他們最后被隋的水師征服，這支水師從今東海附近的一個港口抵達海岸而在今上海附近登陸。平定偏遠南方的戰(zhàn)役意味著要對付一批批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漢族聚居地。一次，晉王命被俘的陳后主寫信給一個部落首領，說陳已亡，他應向隋效忠。結果南方的全部部落首領均投降，并都得到應有的承認和賞賜。隋共接管了30個州、100個郡和400個縣，即整個長江以南的華東地區(qū)。隋帝下詔毀掉曾充當南朝的京城達282年之久的整個建康城；其城墻、宮殿、寺廟和房屋都要拆毀，土地則恢復為農田。陳后主父子、貴族和高級官員都被押往隋都。在隋都，陳朝的高級貴族和他們珍藏的財富被帶到隋宗廟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幾天后，陳后主及其200名貴族大臣被帶到皇城的大門前。文帝在門樓上俯瞻。經過了一番開場白后，他宮內的一名官員宣讀了他的詔書，內容是指責陳后主及其官員不能相輔，致使其國毀于一旦。“叔寶及其群臣并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對陳朝上層人物的寬大是隋旨在逐漸緩和南方敵對情緒的策略的組成部分。陳朝中央政府的有些官員被吸收進隋的官制，陳后主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幾個兒子在北方邊境區(qū)被賜給土地。對民眾有更直接影響的措施是，隋在原陳朝的各地區(qū)免稅10年。人們懷疑隋朝官員能否有辦法收到任何稅收。原來陳的行政單位大部分以隋的州和縣來代替，陳的官員被隋任命的官員取代。在岑仲勉對隋的州官進行的大量研究中，我未發(fā)現陳原來的州官被隋重新任命。在該著作中，我注意到隋在589年和590年期間重新命名或建立了30個州（陳原來共有42州）；所知的州刺史都是北人。殘酷無情的楊素再次應詔鎮(zhèn)壓。在艱險的地理環(huán)境中經過多次激烈的戰(zhàn)斗，楊素設法在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區(qū)征服了叛亂者。裴矩（本章將詳細敘述此人情況）在偏遠的南方也戰(zhàn)勝了叛亂的部落集團。揚州被賦予特殊的地位，稱為江都。晉王楊廣任揚州總管，負責整個東南的軍務。在約10年中，楊廣實際上是東南的總督，并且理所當然地對所采取的鞏固措施負責。關于這些措施，有許多我們不甚了了或者毫無所知，但關于他對南方佛教的政策，我們卻有大量材料。

被毀壞的建康城幾個世紀以來曾經是皇室和貴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亂者洗劫后，許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內重建，在南朝的陳統治的34年中，據說在其全部國土上建造的寺廟達1232座。但此時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貴族和官員——已被帶到北方，寺廟已被破壞，建康和地方上的許多僧人處境極為困難。但正如前面論意識形態(tài)的一節(jié)所述，隋朝爭取利用佛教來打破地區(qū)壁壘和文化壁壘。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詔書中就曾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職。一位曾在南陳時動員僧人服役進行軍運的老律師開始“凈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緒的人以及那些對宗教職守懶散的人。592年，天臺宗創(chuàng)建人智但晉王逐漸成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誠和體貼的施主。他命令他的軍隊收集因侵陳和以后的內戰(zhàn)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經；在揚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設立一個專門收藏精選的經籍的館堂；其余的經卷經過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后被分發(fā)給揚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揚州建立4個道場，召集學識淵博的佛道兩教教士充當一段時期的王府的僧侶。智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創(chuàng)建

雖然人們通常把開鑿運河與第二代隋帝聯系起來，但實際上這一網絡是他的父親文帝開始建造的。584年當文帝剛進入新都時，他就命宇文愷設計一條運河，從京都東流至渭水與黃河匯合處附近的潼關要地。這是運河工程的開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才把開鑿地區(qū)性的重要運河轉到建設全帝國的水運體系。對此我們將在后面予以討論。